几十年来，在谈到为什么中国不采用西方的制度时，教科书都强调西方的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是金钱做主。政治课告诉我们，虽然这些国家有形式上的几个政党和一人一票的流程，但通过高额竞选保证金、昂贵的竞选宣传费乃至直接贿选和买票，资本主义国家确保当选人只代表最富裕的一小撮人的利益——无论他来自哪个政党。而广大劳动群众虽然能参加一个选举仪式，但民主权利完全被剥夺。
在资讯开放的今天，不需要教科书再灌输，对国外了解较多的人也能自行获取资料，举出很多金钱干预民主甚至赤裸裸金钱统治的事件。对于这些案例，现政权拥护者（不妨称“自干五”）的一般反应是嘲笑加声讨，甚至因此否认所有民主制度的合理性，认为天下所有的“民主势力”都是邪恶的。就连宪法里明文昭示的“民主”二字也顾不得了。
然而，香港占中事件从一个新鲜的角度考验了“自干五”理论。很多不久前还在撕扯西方“平等”“普世”遮羞布，怒骂金钱民主和资本统治的人，却因为支持中央政府一切表态的本能，不自觉地站到了金钱民主一边。这一奇特现象应该被记录下来，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分析。
“界别”的秘密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并非仅是数目上的代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界别，避免施政及政策的不合理倾斜……【广泛代表性】的含义并不局限在简单的数字，而应考虑香港社会各个界别，如果只追求数目多，施政和政策都会向贫穷人士倾斜。”
梁振英：表達不滿不應霸街 應通過政策解決 —— 占中事件爆发后，梁振英的公开演讲。引用大陆方面控制的港媒大公网。
梁振英的这段讲话听起来颇为含混，具体该当何解？
根据公开资料。香港2017年将实施普选特首，获得回归时被承诺的“港人治港”和民主制度。但是，2014年8月31日人大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明确表态：
（一）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
（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
（四）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换句话说，香港选民只能在提名委员会确定的范围内做选择题。任何党派、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越过提名委员会，自行提名。这个提名委员会如何产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9月1日说“将来【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修正案规定的提名委员会，应沿用目前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四大界别同等比例组成的办法，并维持【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现行有关委员产生办法的规定。”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是什么？内容不多，直接开列如下。
选举委员会共1200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组成：
工商、金融界：300人
专业界：300人
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 300人
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 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300人
可以看到，在这个基本按行业划分的界别构成中，劳工界只占有1200人中的60人，仅1/20——这个细节说明，虽然各行各业都少不了劳工，但实际上每个行业的代表都是企业头面人物，绝非劳工。所以才要特意设一个“劳工界别”以示未忽视底层。至于其他界别，工商界代表顶尖的富人，专业界代表中产阶级的上层，宗教、社会界别里则是 “社会贤达”和文化经营者。检视最终的代表名单，绝大多数委员不是富人，也是富人的亲密旁支。
这是一个和香港现有资本统治秩序完全一致的制度，是一个“李家城”特色的制度。当我看到这一制度时候，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级会议，第一等级一票，第二等级一票，第三等级也一票……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三级会议还是很公正的呢？
可以放弃过去，但未来在哪里？
当然，“李家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香港回归前，资本统治秩序在香港已然根深蒂固，和殖民政府紧密结合。回归之际，和旧制度紧密结合的富人曾纷纷外逃，唯恐新中国清算。然而，1997年后，中央政府的“统战政策”最终演化成了“富人治港”。这一次，轮到原本对未来尚有期盼的下层和中产底层失望了，持资本观望，随时准备搬家的富人和中产倒是扭扭捏捏地拿起了政权。2014年9月，人大决定发出了明确宣言：香港2017年普选的特首候选人必须由基于界别的选举委员会提名。这意味着在香港回归之前就通过立法会界别制度存在的金钱民主和资本统治并不会随着香港的回归与政改而逐步消失，反而会永久性延续下去。
回归前，资本控制了香港的过去，香港下层曾和殖民政府爆发过多次冲突，屡屡被镇压；回归后，资本控制香港的现在，香港下层基于对未来的希望忍了；但最近的政治文件显示，回归20年后，资本依然要控制未来以至于千秋万代。这次，一部分香港人忍无可忍，为占中提供根本的群众基础。敏感的青年学生捕捉到了香港人的这种愤怒，他们自己也为将继续被金钱统治的香港担忧，再加上中产预备军梦想的破灭，加上“港独分子”和外部势力的操作和推波助澜（包括北京政府鼓励黑道反占中），最终导致了“占领中环”运动旷日持久地持续到今天。
我们再回顾前面引用的梁振英讲话：“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并非仅是数目上的代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界别，避免施政及政策的不合理倾斜……【广泛代表性】的含义并不局限在简单的数字，而应考虑香港社会各个界别，如果只追求数目多，施政和政策都会向贫穷人士倾斜。”
这样一段话，若出自美国总统之口，本土的政治后果不谈，恐怕到大陆也会要激起无数人的痛骂。因为这段话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假民主”、“伪善”来形容，根本就是赤裸裸地否认政治中“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大声宣布了穷人就不该和富人平等分享政治权利。比起用私有媒体、竞选经费来排斥穷人，这更进一步，更无耻，实属赤裸裸的金钱专政宣言。
但现实却是梁振英和香港现行制度在大陆一部分群体中得到了热切支持，尤以“五毛党”和“自干五”为甚。不知他们看了《文汇报》下面这篇辩护文章会不会高声赞美？
富人掌握企业，纳税额总是超过穷人，所以“缴税多”基本可以等于“钱多”。这篇文章就这样揭示了香港当前制度的本质：钱多者在议会的议席就多，越富有者权力越大。这种“钱多——能拿出更多钱缴税——议席多——权力大”的逻辑链和“钱多——能拿出更多钱买选票（或搞宣传攻势）——议席多——权力大”的典型西方民主逻辑链没多大差别，甚至更恶劣。因为至少在程序上，欧美国家还不会直接用明文规定把富人请进议会，香港则用制度确认了富人权利的合法性。
《文汇报》这里提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界别制度，立法会的界别构成和选举委员会大同小异，都体现着富人席位多的金钱民主原则，实际上香港人的愤怒早在英国统治时期的立法会界别制度下就开始积累，中央允诺2017年后普选特首继续由基于界别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建国前几十年，北京政府曾经积极支持香港平民反对资本专制，现在北京政府需要为自己的转向买单，在“统战”思路下去对付当年自己的支持者了。
更深一步说，北京政府的这种选择绝非偶然，也不是纯粹的“统战策略”，而是全面转型的必然结果。既然中国政府的基础已经从工农兵联盟转为大资本寡头共和，自然会在香港选择和本地资本联合执政。最近有传言说香港政改是内地政改的试验田，我看这说法也不无道理。总有一天社会主义外皮会包不住大资本专政的内核，为了应对这个考验的到来，统治集团在香港这个早有大资本专政基础的地方做一番尝试，的确可以为全面转型做一次低成本、后果可控的火力侦察。
有趣的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下，曾经痛斥过西方金钱民主的“自干五”却继续坚定地支持中央政府，同时大骂占中者为“无脑民主派”，指斥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浑然不觉他们过去揭露西方制度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打在自己脸上的耳光。完全无视《文汇报》、《大公报》公然为资本专政站台的言论。
这个诡异的局面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成为自己曾经厌恶的样子。既然北京政府和“自干五”都不敢面对真理和现实的矛盾，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避它，让自己活在过去的幻影中。笔者理解之余，还替他们想了一个更简单的变法——让大公报发一篇社论，宣布香港中环没有任何人群聚集，宣布香港全民欢欣鼓舞接受界别提名方案。然后大陆网民互相传阅，欢呼胜利，岂不是更方便吗？
在资讯开放的今天，不需要教科书再灌输，对国外了解较多的人也能自行获取资料，举出很多金钱干预民主甚至赤裸裸金钱统治的事件。对于这些案例，现政权拥护者（不妨称“自干五”）的一般反应是嘲笑加声讨，甚至因此否认所有民主制度的合理性，认为天下所有的“民主势力”都是邪恶的。就连宪法里明文昭示的“民主”二字也顾不得了。
然而，香港占中事件从一个新鲜的角度考验了“自干五”理论。很多不久前还在撕扯西方“平等”“普世”遮羞布，怒骂金钱民主和资本统治的人，却因为支持中央政府一切表态的本能，不自觉地站到了金钱民主一边。这一奇特现象应该被记录下来，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分析。
“界别”的秘密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并非仅是数目上的代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界别，避免施政及政策的不合理倾斜……【广泛代表性】的含义并不局限在简单的数字，而应考虑香港社会各个界别，如果只追求数目多，施政和政策都会向贫穷人士倾斜。”
梁振英：表達不滿不應霸街 應通過政策解決 —— 占中事件爆发后，梁振英的公开演讲。引用大陆方面控制的港媒大公网。
梁振英的这段讲话听起来颇为含混，具体该当何解？
根据公开资料。香港2017年将实施普选特首，获得回归时被承诺的“港人治港”和民主制度。但是，2014年8月31日人大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明确表态：
（一）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
（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
（四）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换句话说，香港选民只能在提名委员会确定的范围内做选择题。任何党派、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越过提名委员会，自行提名。这个提名委员会如何产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9月1日说“将来【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修正案规定的提名委员会，应沿用目前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四大界别同等比例组成的办法，并维持【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现行有关委员产生办法的规定。”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是什么？内容不多，直接开列如下。
选举委员会共1200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组成：
工商、金融界：300人
专业界：300人
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 300人
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 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300人
可以看到，在这个基本按行业划分的界别构成中，劳工界只占有1200人中的60人，仅1/20——这个细节说明，虽然各行各业都少不了劳工，但实际上每个行业的代表都是企业头面人物，绝非劳工。所以才要特意设一个“劳工界别”以示未忽视底层。至于其他界别，工商界代表顶尖的富人，专业界代表中产阶级的上层，宗教、社会界别里则是 “社会贤达”和文化经营者。检视最终的代表名单，绝大多数委员不是富人，也是富人的亲密旁支。
这是一个和香港现有资本统治秩序完全一致的制度，是一个“李家城”特色的制度。当我看到这一制度时候，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级会议，第一等级一票，第二等级一票，第三等级也一票……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三级会议还是很公正的呢？
可以放弃过去，但未来在哪里？
当然，“李家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香港回归前，资本统治秩序在香港已然根深蒂固，和殖民政府紧密结合。回归之际，和旧制度紧密结合的富人曾纷纷外逃，唯恐新中国清算。然而，1997年后，中央政府的“统战政策”最终演化成了“富人治港”。这一次，轮到原本对未来尚有期盼的下层和中产底层失望了，持资本观望，随时准备搬家的富人和中产倒是扭扭捏捏地拿起了政权。2014年9月，人大决定发出了明确宣言：香港2017年普选的特首候选人必须由基于界别的选举委员会提名。这意味着在香港回归之前就通过立法会界别制度存在的金钱民主和资本统治并不会随着香港的回归与政改而逐步消失，反而会永久性延续下去。
回归前，资本控制了香港的过去，香港下层曾和殖民政府爆发过多次冲突，屡屡被镇压；回归后，资本控制香港的现在，香港下层基于对未来的希望忍了；但最近的政治文件显示，回归20年后，资本依然要控制未来以至于千秋万代。这次，一部分香港人忍无可忍，为占中提供根本的群众基础。敏感的青年学生捕捉到了香港人的这种愤怒，他们自己也为将继续被金钱统治的香港担忧，再加上中产预备军梦想的破灭，加上“港独分子”和外部势力的操作和推波助澜（包括北京政府鼓励黑道反占中），最终导致了“占领中环”运动旷日持久地持续到今天。
我们再回顾前面引用的梁振英讲话：“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并非仅是数目上的代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界别，避免施政及政策的不合理倾斜……【广泛代表性】的含义并不局限在简单的数字，而应考虑香港社会各个界别，如果只追求数目多，施政和政策都会向贫穷人士倾斜。”
这样一段话，若出自美国总统之口，本土的政治后果不谈，恐怕到大陆也会要激起无数人的痛骂。因为这段话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假民主”、“伪善”来形容，根本就是赤裸裸地否认政治中“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大声宣布了穷人就不该和富人平等分享政治权利。比起用私有媒体、竞选经费来排斥穷人，这更进一步，更无耻，实属赤裸裸的金钱专政宣言。
但现实却是梁振英和香港现行制度在大陆一部分群体中得到了热切支持，尤以“五毛党”和“自干五”为甚。不知他们看了《文汇报》下面这篇辩护文章会不会高声赞美？
富人掌握企业，纳税额总是超过穷人，所以“缴税多”基本可以等于“钱多”。这篇文章就这样揭示了香港当前制度的本质：钱多者在议会的议席就多，越富有者权力越大。这种“钱多——能拿出更多钱缴税——议席多——权力大”的逻辑链和“钱多——能拿出更多钱买选票（或搞宣传攻势）——议席多——权力大”的典型西方民主逻辑链没多大差别，甚至更恶劣。因为至少在程序上，欧美国家还不会直接用明文规定把富人请进议会，香港则用制度确认了富人权利的合法性。
《文汇报》这里提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界别制度，立法会的界别构成和选举委员会大同小异，都体现着富人席位多的金钱民主原则，实际上香港人的愤怒早在英国统治时期的立法会界别制度下就开始积累，中央允诺2017年后普选特首继续由基于界别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建国前几十年，北京政府曾经积极支持香港平民反对资本专制，现在北京政府需要为自己的转向买单，在“统战”思路下去对付当年自己的支持者了。
更深一步说，北京政府的这种选择绝非偶然，也不是纯粹的“统战策略”，而是全面转型的必然结果。既然中国政府的基础已经从工农兵联盟转为大资本寡头共和，自然会在香港选择和本地资本联合执政。最近有传言说香港政改是内地政改的试验田，我看这说法也不无道理。总有一天社会主义外皮会包不住大资本专政的内核，为了应对这个考验的到来，统治集团在香港这个早有大资本专政基础的地方做一番尝试，的确可以为全面转型做一次低成本、后果可控的火力侦察。
有趣的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下，曾经痛斥过西方金钱民主的“自干五”却继续坚定地支持中央政府，同时大骂占中者为“无脑民主派”，指斥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浑然不觉他们过去揭露西方制度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打在自己脸上的耳光。完全无视《文汇报》、《大公报》公然为资本专政站台的言论。
这个诡异的局面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成为自己曾经厌恶的样子。既然北京政府和“自干五”都不敢面对真理和现实的矛盾，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避它，让自己活在过去的幻影中。笔者理解之余，还替他们想了一个更简单的变法——让大公报发一篇社论，宣布香港中环没有任何人群聚集，宣布香港全民欢欣鼓舞接受界别提名方案。然后大陆网民互相传阅，欢呼胜利，岂不是更方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