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al Pageviews

Sunday, 17 June 2018

其人虽已逝,千载有余情 ——文革中的“杨佳”式反抗者

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五十二年了,这场祸国殃民的大浩劫,虽然当局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掩盖粉饰,也无法遮住其血腥的罪恶,尤其是对下层普通民众的伤害更是罄竹难书。不过在这场血雨腥风的大浩劫中,中国的小民百姓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软弱可欺,任人宰割,特别在面对暴君、苛政、造反派、痞子、流氓时,鲜有“予与汝偕亡”的反抗气概,所以文革中,从北京大兴,到湖南道县假“群众专政”之名,竟能大杀“黑五类”,一家一户杀绝,从八十老翁到八十天的婴儿无一幸免。广西省境内对所谓“阶级敌人”更是绝户灭门,杀男奸女,先奸后杀,甚至还剖心、挖肝、割肉,入锅炖煮,摆起名符其实的“吃人宴”。恶行如此,令人发指!却几乎鲜见拼死的反抗。读史至此,往往令人扼腕长叹,为国人如此坐以待毙而掩卷唏噓!
但中华的血性男儿毕竟还没有“绝种”。2008年北京青年杨佳,因被上海警察先诬为小偷,继施以暴打,猛踢下身至伤残绝育。更对杨佳的控吿不矛理睬。杨佳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提刀赴上海,力斩六警,另伤四人,以死相拚。并留下了“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掷地有声,传颂一时的“警句”。此举虽有争议,但此君由此遐迩闻名。但另有一位“杨佳式”的反抗者,却已被历史的风尘掩埋而逐渐鲜为人知。
王自正,河南内黄县武拐村人,出身农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共内战中,王自正参加共军,随军南下成了所谓的南下军队干部,一直在军中任职。到文革时,王自正是云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仕途不算青云直上,也非坎坷失意。
“文化大革命”一来,云南军界也分成了两派,即“八二三”和“炮兵团”两派。1968年8月中共中央委任谭甫仁(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飞赴云南担任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成了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曾参加过所谓的“八一南昌起事”。不仅是共军中的“元老”,且是林彪的爱将。当时毛、林正在政治“蜜月”中打得火热,谭甫仁因而狐假虎威更不可一世,一到云南便大抓阶级斗争疯狂整人、杀人。谭按“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的方法,将对立的两派,一派定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全盘肯定;另一派定为“保皇派”加以整肃。谭甫仁声称要在云南彻底清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并疯狂叫嚷“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到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这里的所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认为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与群众是“革命”的。谭甫仁又说:“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其实全是捕风捉影。根据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份子,就打死、逼死700多人,打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而临沧地区追查“滇挺”一案,600多人被打死,逼死,500多人被打伤打残,一万多人受株连。谭甫仁就这样把云南搞得血雨腥风,一派赤色恐怖。而王自正恰恰“站错了队”,成了“保皇派”,不但停职,还被弄去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监视居住,接受审查。此地与谭甫仁所居的解放新村约有一公里多的距离。
正当王自正因“站错了队”而遭受打击时,祸不单行,雪上加霜。当时凡受到审查的人,都有所谓“外调人员”出去,对被审查者的历史情况进行调查,看是不是有历史问题或属“暗藏的阶级敌人”。而外调人员也不知是通过些什么渠道,竟然弄到一份检举材料称:王自正1947年在家乡河南内黄县武拐村时,与其堂兄富农王某,趁国民党进攻中原之机,成立了“还乡团”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武某。后国民党败退,其堂兄在当地被中共“镇压”了,此事已是死无对证。而材料中提到的这个富农王某的堂弟叫“王志政”与“王自正”之名同音不同字。不过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遍地都是“反革命”的年代,无风尚可起浪,何况王自正已成了“保皇派”在接受审查,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王自正毕竟当过军区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有一定人缘关系,所以当有人私下向他悄悄透露这一来自其家乡的信息时,他知道自己已是在劫难逃了。他也耳闻目睹过当时那些被打死、逼死的人之惨状。更聆听过谭甫仁那杀气腾腾必欲置人于死地的疯狂叫嚣,而他现在不但是“保皇派”再加“还乡团”,更加所谓枪杀“武委会主任”的“血债”,三大罪集于一身,后果可想而知,他知道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就是批斗、刑讯逼供、捆綁吊打,在受尽虐待侮辱后被整残、整死……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想到的,只能是如何求饶苟且偷生,如感到万无生理时便自行了断。而王自正既不望苟且偷生,也不愿轻易自杀。要死,也得轰轰烈烈,弄你个鱼死网破。用民间一句流行语就是要“抓够本钱”。他第一痛恨的就是那个既把他们定为“保皇派”又要在云南疯狂整人的谭甫仁,另一个便是作为他的顶头上司的人保部负责人陈汉中。经一番权衡,觉得谭甫仁更可恶,而且杀掉他一个中将级的“封疆大吏”,其影响和带来的震撼更大。用民间的俗话就是更“够本”了。
王自正在担任军区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时,长期兼任军械保管员,所以对军械库内存放的枪支弹药了如指掌,更知此军械库的门是密码锁,相关密码他也完全知道。此时文革已搞得人心惶惶,一切规章制度全乱了套,无人管,因而王自正此时虽名为被监视审查,实则是无人管的状态。所以他夜间乘人不备便潜入军械库,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地用密码开了门,弄到两支“五九式”手枪和子弹数十发。
枪弄到手,下一步当然就是进行刺杀了。但谭甫仁所居之处-解放新村32号,不仅围墙很高,没有梯子根本爬不上去,而且警戒森严,谭共有5个警卫员。不过当时由于毛泽东歇斯底里地搞什么“备战备荒”,“千里野营拉练”,谭甫仁为了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示范于人,便将5个警卫员派走3个去拉练,家中只剩下2人。而在谭所居的新村32号的后面,警卫员平日种了一小块地的蔬菜,并用一些砖石砌成了一道矮墙将菜地拦了起来,而菜地又与院内的厨房有门相通,以便于去地里摘菜。于是王自正便于1970年12月17日深夜利用一条木凳爬上了矮墙,下矮墙而进入菜地,由菜地经厨房最终进入了谭甫仁的住处。
谭居于二楼,这一点王自正作为保卫科副科长是清楚的,于是直奔其卧室叩门,谁知谭当时不在,开门的是谭的夫人王里岩。王自正用枪指着谭夫人问:“谭甫仁在哪里?”谭夫人谎称不知,王自正看屋内确实无人,于是用手枪抵着谭夫人的额头心开枪将其射杀。其目的自然是想让枪声尽可能小一些。但“五九式”手枪并非无声手枪又在深夜,因此枪声仍然很大。谭甫仁住在另一间屋里,他若躲在屋内不动,王自正可能没有时间去逐屋搜寻。但谭甫仁却惊慌失措,从屋内向楼下跑去,边跑还大声喊“警卫员!警卫员!”这无异自寻死路。王自正闻声即跟踪追击。而谭甫仁的小姨妹(人称六姨)也跟着跑了出来。她连忙去敲警卫员的门,却毫无回应。事后才知一个警卫员在屋内吓得浑身打抖,穿不上裤子;另一个更“精彩”,在屋内和谭甫仁的女保姆共度“良宵”。他二人以为别人是来“捉奸”,毛泽东年代通奸叫“乱搞男女关系罪”,是要判刑的,因此吓得不敢出声。这就是那年代“英雄军队”的“英雄”本色!
话分两头,谭甫仁跑下楼来,王自正也随即赶到。谭甫仁这个平日一呼百诺,掌握着千万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不可一世的小暴君,此时成了暴露在猎枪射程内的豺狼。自知无路可逃,便像一堆烂泥瘫坐在地上。王自正对其连发三枪,结果了这个毛、林忠实走狗的性命。
王自正杀掉谭甫仁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赶往陈汉中的住处,但他分不请陈汉中住的是哪一家。便去随意敲了一家的门,出来开门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叫马苏红,王问:“陈汉中住哪里?”那少年睡眼惺忪用手给王指了一下便关上门睡觉去了。王自正按少年所指处去敲门,谁知陈汉中出差去了不在家。王自正于是悄悄返回自己住处,天犹未明,真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味道。
俗话说:“一着棋错,满盘皆输”,王自正前面的一切作得似天衣无缝,最后却百密一疏,在去问陈汉中住处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马苏红和王自正的儿子王冬昆是一对常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因此他虽叫不出王自正的名字,却知道那凌晨来问陈汉中住处的人就是王冬昆的父亲。侦察人员正是通过这个线索锁定了王自正。
于是由陈汉中带着一个保卫干事晚上去到原军区俘管所,正在接受审查的王自正的卧室内,对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跟我们出去一趟,有点事。”。在此之前,他们已把俘管所接受审查的人排队站在操场上,叫马苏红从头到尾将每个人看了一遍。王自正心里完全明白事情已无可掩盖。于是他假装弯下身去穿鞋子,顺手从床下掏出手枪,而且早有准备,弹已上膛,举枪便射,且弹无虚发,二人应声倒地而亡。王自正随即冲出卧室,但枪声已惊动了俘管所的警戒人员,纷纷提枪而出。王自正自知已无法突围,便从容举枪自尽!
正如一位诗人所言,中国是一个“狼和羊的世界”。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尤其在文革时期,中国人要么是吃人的狼,要么是被吃的羊。但在当时的“羊群”中,都几乎是听天由命,任“狼”来挑肥选瘦后慢慢享用品尝。而像王自正这样不仅舍得一身剐,拚死反抗到底,而且干得如此惊天动地的实在太少,太少!假如中国当时有一千个、一万个王自正,老毛还敢无法无天地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对比之下,老舍投湖自尽前,竟还将毛魔的“诗词”抱在手上,剪伯赞自杀后,还留下一张“毛主席万岁”的字条,其态既可怜、又可笑。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自正英雄千古烈!
在此,我愿借用陶潜《咏荆轲》一诗中的两句来为王自正作一总结式的评价:
其人虽已逝,千载有余情!
--------

共匪公安部的说法:http://www.mps.gov.cn/n2254860/n2254883/n2254888/c3649947/content.html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Note: only a member of this blog may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