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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4 June 2018

吴世昌的选择

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吴世昌逝世的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历又多了一点了解。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于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话的人。比如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现在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向,而忽略了此点,对于了解吴世昌是不全面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许。“九·一八”事变时,吴世昌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7年,前4年是英文系学生,后3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37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吴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4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颟顸,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于太躲懒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27岁,胡适已44岁。吴世昌给胡适写信,是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对胡适的信任之上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4天之后,胡适即给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280页)胡适在信的开始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胡适的日记》在1933年12月30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启明同去。”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9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281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10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的交往。
吴世昌比储安平大1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兰田师范学院相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17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期)《思想复员论》(3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13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吴世昌前往英国。《客观》周刊出满12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说,《客观》周刊从第13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12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12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12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12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13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12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约经亲复。最近10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3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年9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客观》写了大量专论。1948年,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年代,吴世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卷16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的常轨,但是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40年代,吴世昌像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较40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60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最终的这种选择,对我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年1月应英国牛律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律大学的高级讲师兼导师。据说当年牛津大学也请了钱钟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年吴世昌的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吴世昌40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智的选择。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的是,以吴世昌过去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英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解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40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70岁生日时,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页)
1986年8月31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8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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