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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5 February 2013

中共与美国

(1)中国的战略思维是错误的,正行走在完全相反的道路上——结盟宿敌对抗朋友。尽管在晚清时期美国也曾经加入过侵华联盟,但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时期,真正多次出面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只有美国。
(2)中国的战略企图根本就行不通,苏俄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是最大的加害者(见附录二),不会真心与中国结盟,从其倾力支持印度和越南就能够 看得出来。晚清时期,李鸿章多次信赖沙俄,屡次吃亏上当。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选择向苏联一边倒,不仅永久性失去外蒙古和唐鲁乌梁海地区总计170多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而且还因盲目出兵朝鲜而交恶美国,致使在二战结束之后各参战国的经济复兴浪潮中彻底掉了队。历史教训表明:与俄结盟是一条死路。普京对美“示 强”的某些言论与行为,颇能迷惑中国的部分当权者,也常常被左派人士拿来壮胆。他们一厢情愿地引其为朋。其实,这位民主俄罗斯的非民主领导人所做的每一次 “反美”秀,大都是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树立强人形象,而不是真地要在国际战略中与美为敌。这一点颇似当年的赫鲁晓夫——一面在联大会场里敲皮鞋发狠斗 勇,一面又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向肯尼迪妥协。从斯大林拒绝出兵朝鲜、赫鲁晓夫撤走运抵古巴的导弹,以及普京先是与中国一道反对美国干涉利比亚尔后又表态支持 等诸多事例中,中国的主政者需要颠覆性地认识这位北方的强邻。自我欺骗可以糊弄自己的民众、对内巩固执政根基,但却有可能再次将整个民族引入熊口。
(3)中国的发展方向有悖于历史潮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各个民族国家相继获得独立,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实现宪政民主,弘扬普世价值。对抗这一潮 流,无论是强大的苏联,还是宗教藩篱异常坚固的伊斯兰世界,无不土崩瓦解、改朝换代。全球仅剩下朝鲜、中国、古巴等有限的几个国家还在极力维持专制。在体 制不被国民认可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想集中精力对外是极为困难的(《政制不修,焉能卫国?》
(4)美国是日本真正的敌人,而中国不是。突破美军占领当局制订的《和平宪法》,重新走上强军大国之路,是日本朝野多年来的梦想,虽然不敢公开叫嚷,但却经常借题发挥。这是每一次与中朝俄发生摩擦时,日本右翼与民间都相当起劲的动因。
(5)尽管有历史恩怨,但中国对一个狭小的岛国不会动什么领土企图,日本人对此十分清楚。但反之,日本对近在身旁的一片广袤而又肥美的大陆永远不会 失去企图心,对此,中国绝不可因认定了所谓“一小撮”而自我麻痹(见附录三)。美国继续驻军日本,是压制其野心再起的最好保证。
(6)真正害怕中国崛起的不是越南、菲律宾,而是日俄这两大宿敌。因为,即使中国崛起了,也没有历史原由向越菲寻仇索地,而日俄却有此担忧。曾任西 伯利亚军区副参谋长兼情报局长的坎丘科夫少将近日撰文指出,“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可能遭到美国北约集团的侵略。中国有可能趁机收复被割占的西伯利 亚和远东领土。”综上所述,美国应当是中国抵御日俄两大强邻的天然的长期的盟友,绝不应当是相反。执政党需要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尽快对中国的外交 战略做根本性改变。
“亡党亡国”是中共几代领导人经常念叨的忠告。就外战而言,在我看来,“亡党”与“亡国”并发的唯一可能是与日俄开战,与美开战亡不了国。因此,外 战的最危险对手是日俄,而能够帮助中国的只有美国。结盟美国是“中国梦”可能实现的唯一国际条件。反之,与美为敌,则必然会梦断中途。
抛开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人才实力不说,美国还拥有以下三大优势:
(1)价值观优势。民主、自由,是人心渴望的东西,是强权所不能阻挡的,是歪理所不能长期遮蔽的,已经被全球80%以上的国家所选择
(2)体制优势。权力受到约束的政权或政党,才能够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地理优势。在两片浩瀚大洋的夹护下,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地理优势的国家。从美国现有的农业产出与工业产能的规模来看,它能够很优裕地可持续地养 活15亿人口,约为美国现有人口的5倍。其有生力量的成长空间以及保障战争供应的潜能,由此可见一斑。精确长程武器和无人操控武器的飞速发展,使得现代战 争不再受制于地形地貌,两三千公里的幅员已经算不上什么战略纵深,这个距离大约相当于北京到乌鲁木齐或上海到拉萨的直线距离。按此标准,全球只有美俄两国 拥有全纵深,而中国只有半个纵深,即新疆西藏。而将京沪这样的政治经济中心隐蔽到乌市和拉萨,将十几亿人口疏散到疆藏两地,也是不现实的。二战时期,中国 将日军基本上阻挡在第三和第二两个阶梯的交界处,依靠第二阶梯特别是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的产出,才勉强支撑下去。而未来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将会把中国的有 生力量逼向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的第一阶梯,生存与支撑将极度困难。
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国交战,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第一次重大失误,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国际战略失误。如果在太平洋上再次与美国开展,将不仅仅是第二次失误,也很有可能是一次终结性失误——对中共而不是中国。环顾全球,中国事实上没有一个具有战略性作用的朋友。
与美结盟只有一个障碍,过去是意识形态,现在是一党之私。尽管从执政党现行话语体系中看不到有多大可能性,但却暗藏着一丝怪异的希望——利益集团的 巨额利益系于美国,退路连着美国,反美的底气是中国各阶层中最弱的。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主政者有可能会主动区分美国究竟是“反华”还是“反共”。一个未 经证实的说法是,在邓公的政治遗嘱中,除了“重用自家子弟”这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不可对美开战”。果真如此,倒是良言。
至于民众,经过几十年的开放与交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美国宪政民主体制的巨大优势,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反美就是爱国”这样一种可笑 的逻辑,在民众那里已经没有多大市场。在极少数动机可疑的左派知识精英的蛊惑下,部分被现体制所伤害的底层民众,偶尔会喊上一阵,但并不代表大众的主流, 更形不成毛时代那种浩荡无边的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反美大军。因此,中国完全具备结盟美国的党情与民情。
与美结盟的第一步是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如此,既能够消除横亘于中美之间的价值观鸿沟,为建立联盟关系扫除主要障碍;又能对内缓和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积蓄未来一致对外的公民力量。周舵先生建议中国“对内宪政,对外G2”(《是时候见好就收了》),颇为中肯。
总之,选择与美为敌还是与美结盟,是判断中国梦能否有条件实现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