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在意识形态，在政权结构 —— 专制体制

可以说韩家亮和李时章（以下称韩和李）的争论，两人在两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1. 中国问题的症结在意识形态
2. 症结在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

不同的是韩家亮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治国的意识形态。而李时章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为治国的意识形态。

我想先引用中国的一个成语打个比方描述一下韩和李的这场争论。中国有个成语 —— 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奸商，为了急功近利，在人们不愿消费狗肉或狗肉比羊肉便宜得多的情况下打着卖羊肉的旗号偷卖狗肉。当然，这个奸商最终被人们识破，生意惨淡。韩和李的这场争论就好象：李说，这个商人失败的原因是他没有真正贩卖羊肉，他如果打出贩卖羊肉的旗号，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一定会成功，因为羊肉在当地有市场。而韩家亮认为这个商贩卖的就是羊肉，不是狗肉，商贩的失败在于羊肉没有市场。

所以争论集中在两点，一个是在商贩的所在地羊肉是不是有市场；再一个就是商贩失败的原因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从这个角度看李时章的认识似乎比韩家亮深了一些，他起码看出商贩是在挂羊头卖狗肉，韩家亮连这一点都没有看出来。但李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羊肉在当地并没有市场。韩在这点上又胜李一酬，他看出商贩即使是挂羊头卖羊肉也不会成功。

但两个人都没有看到更深层的原因，这个商贩的失败不在于他打什么旗号，他的失败在于他经商模式，他本身就是个骗子，总想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大众。他不会老老实实地经商的，即使不挂羊头卖狗肉，也会搞地沟油，苏丹红之类的勾当。所以从本质上讲这样的经营模式不会成功。

单一的治国意识形态是专制体制的特征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民主政体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接受。做为一个民主政体，它是不需要一个单一的治国意识形态的。民主的特征就是它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如此。拿最先进的民主体制美国来说，你如果问前几届总统，比如奥巴马，克林顿，小布什，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秉承民主，自由的理念。但你如果问现任总统川普，他可能会告诉你，他不在乎什么民主，自由。但川普同样被选上了总统职务，在运营管理着这个国家。美国的总统，议员是大众选举的，代表大众的意愿管理国家的，而大众的意识形态就可能包罗万象，形形色色。所以在民主国家，用单一的意识形态来治国是不可能的，单一的治国意识形态是专制体制的特征。

实际上在民主国家，大众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比如就业，住房，福利等等，对意识形态是没有多少人感兴趣的。在美国你如果想从政，当选议员或地方或中央行政官员，在竞选的时候大谈意识形态的东西，一定不会成功。大谈意识形态的东西大半会和洗脑有关，人民对洗脑是反感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负责对内宣传的官方媒体机构和相关的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等等。因为纳税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纳税的钱被用来对自己洗脑，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之音被限制不能针对美国国内进行宣传。

而专制国家就完全不同了，比如像中国和朝鲜，基本上是习近平和金正恩一人说了算的政权，于是就有了单一的治国的意识形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单一的治国意识形态是专制体制的特征。

专制体制合法性的取得和维持是靠欺骗宣传得到的

说到这里，韩和李可能都会说，你上面说的和我们并没有矛盾，我们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专制体制，所以存在一个单一的治国意识形态，所以说意识形态是决定这样国家治理好坏的症结所在。

问题在于，不要说评判一个国家，就是评判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只看他说的什么，关键是看他怎样做的，因为他可能言行不一。那么对一个政权更是如此，我们不能从它宣传的意识形态来看，要观其行，看它的执政方式，从中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专制政权的特点是需要靠欺骗宣传来取得和维持其合法性，其鼓吹的意识形态往往具有欺骗性，所以说从意识形态分析一个专制政权的问题往往会被误导。

为什么说专制体制合法性的取得和维持是靠欺骗宣传得到的？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基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是生来平等这一点。以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决定十几亿民众的经济命脉，生活环境，前途命运，生杀大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事情。但集权者偏要这样做，那么他就不可能直白的说我就是信奉集权主义，你们的命运就应该掌握在我的手里。他肯定会找到一套理论，说明自己这种集权的做法是对大家更好的选择，代表了大家的利益。不然天下就会大乱，大家就会相互争斗，谁都过不上好日子。或者说如果没有我这样的领导，国外的反动势力就会马上把我们国家吞噬，使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的领导才能抵御国外对我们虎视眈眈的反动势力，使国家强大，领导十几亿人走上日益富裕之路，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搞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前面我们谈到，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没有负责对内宣传的官方媒体机构和相关的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等等。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来看中国这样的体制投入了多少资源进行宣传(意识形态方面的运作)：
1. 中宣部，文化部，央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各级官方电视台，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环球日报，各种杂志，林林总总，不计其数。
2. 互联网起来以后，政权要维持一支全国近千万的专职网络写手（五毛）和比这个数量更加庞大的兼职网络写手（各级政工干部）。
3. 在对外宣传方面的巨额投入，举例来讲，仅在美国华盛顿所办的央视分台（后来改名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雇佣了近1500人左右。

所有这些，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不仅是不可能存在的，连想象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过，专制体制合法性的取得和维持是靠欺骗宣传（洗脑）得到和维持的。上面讲到的仅是这样的专制体制宣传的主动出击的一面。既然要对人民洗脑，就要防止民众听到不同的声音，于是有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工作：严格控制媒体，控制出版，言论自由，严防民众接触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看一下中国在这方面投入了多少资源：
1. 各级出版，影视审查结构。
2. 对各级学校，教学内容，教材的控制。
3. 建立互联网长城，把中国的互联网封得铜墙铁壁，密不透风。
4. 雇佣了以百万计的网络警察。
5. 以上只是官方的，像腾讯这样的民间机构，只要接触媒体，就必须要有一支庞大的审查删贴队伍，比如出了问题马上面临关门的危险。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像中国这样专制体制的国家，投入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存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运作，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它害怕人民知道真相，脱离它宣传的意识形态，这样这个政权就会失去合法性。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在专制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它合法性的一种宣传，是为了蒙蔽大众的，与它实际的执政理念并没有什么关系。

举例来讲，列宁1917年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打的旗号是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劳动阶级大多数都成长为无产阶级后才有可能的。1917年的俄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无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严格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时的俄国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所以列宁的实践实际上是完全背离马克思的学说的。中国在1949年的情况和俄国1917年类似，毛泽东还不是照样宣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说列宁在1917和毛泽东在1949，只是想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制政权，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他们用的一个幌子，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也不想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行事。说老实话，我严重怀疑老毛认真读过马克思的任何重要著作，因为他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认真执行马克思的任何信条。

认识到所谓意识形态只是蒙蔽人民的一个幌子，很多现象就容易理解了。拿朝鲜这个专制体制，开始它也提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后来烦了，干脆提金家的主体思想，愿意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是绝对正确。

中国的情况还不是一样，虽然一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后来出来了个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好象用处就不大了，反正伟大领袖说什么都是正确的，一句顶一万句。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放淡了，出来个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XX, 胡锦涛的XX, 现在习近平又整了一个他的思想，并写进了宪法。可能觉得初期还不能完全服众，还要借助一下马克思的学说，于是又有了大兴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万变不离其宗，拉大旗，做虎皮。我的旗子不够吸引人，借老马的先用一下。

既然意识形态只是蒙蔽人民的一个幌子，同样的专制政权就有可能对同样一个幌子有时利用，有时反对。举例来说，自1949年。中国的专制政权从政治性质上没有任何改变，但对孔孟的儒家学说，毛泽东执政的时候就一直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到了胡锦涛时代，又打着“国学”的旗号开始大力提倡。习近平时代更是所有能够借用的幌子通通借来，孔孟的儒家学说当然也不例外。看看习近平上台后宣传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把所有人们能够想到的美德全写进去了，所有美德幌子一网打尽，你还敢说我搞的东西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