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殿堂与人间炼狱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文革中的血腥经历

——谨将此文献给因不堪忍受文革中残酷的精神折磨，而在实验室内吞食水银后上吊自尽的同事汤济宏先生.

文革的独裁和法西斯本质，文革还在继续毒害着中国人

二十世纪是一个独裁和极权运动频出的世纪。其中尤以上半世纪希特勒纳粹在德国和欧洲的横行，和二十世纪下半期毛泽东在中国一手导演的文革，影响最大，破坏最烈。仔细比较这两个前后出现的独裁运动，人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诸多相似之处。

一、这两个独裁和极权运动都从造神而兴起。翻开德国历史的这一页，我们可以从当年的电影，书刊和图片中看到那一次次的大型集会，游行，阅兵。在群众和旗帜的海洋中，响彻云霄的“希特勒万岁！”呐喊声，伴随着整齐划一的举手礼，显示希特勒众望所归的领袖形象。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斯振臂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一位以吹捧纳粹而闻名的女导演称“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每个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可清楚地回忆起，1966年文革兴起时，天安门广场上一次次的盛大接见。城楼上林彪、周恩来举着“红宝书”，一次次声嘶力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广场上红旗招展。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朝圣的百万红卫兵们，齐手挥动人手一本的“红宝书”，构成一波又一波红色的海洋。每当毛泽东出现在城楼上向众人挥手时，广场上更是万岁声响彻云霄。那些发了疯似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向前拥动，很多人激动得涕泪横流。林彪对毛的神化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肉麻地提出向毛的“三忠于”（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四无限”（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

二、希特勒善于利用青年人为他的独裁运动打头阵。从德国当年的记录影片中，可见到佩戴纳粹臂章的青年军，冲进犹太人家中大肆打砸抢的镜头。他们更遍设有进无出的集中营，关押并消灭了百万计的犹太人和战场上的俘虏，实行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也同样利用好斗的青年学生，作为他在全国制造恐怖的工具。每个文革过来人都可清楚的回忆起那些头戴军帽，佩戴红卫兵臂章，手中挥舞大铜头皮带的男女红卫兵们，横行在全国各地的情景。他们在毛的指挥下，将一个个“走资派”，“黑五类”，“反动权威”们任意抽打，虐待，侮辱，批斗。在红卫兵兴起的1966年8月和9月，仅北京一地就有1700多人被红卫兵们活活打死。以破四旧为名，红卫兵可任意进入千家万户，一阵打砸，将一切书籍，文物，收藏都以“资产阶级毒草”而任意破坏甚至付之一炬。短短几个月的红卫兵横行，使中国的大部分古建筑和文物都遭受严重破坏，犹如经历了一场战争。

长达10年的文革结束后，党国元老叶剑英曾公开承认，中国两千万人死于文革。这是继希特勒的大屠杀后，二十世纪的又一场触目惊心的反人类罪行。希特勒屠杀在战场和集中营中进行，其罪行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而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迫害和屠杀，却发生在中国的每个角落。那些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批斗会，“牛棚”和监狱中的种种酷刑，精神折磨，甚至割喉，争食受害人的心肝等野蛮行经，至今仍被蓄意掩盖。

三、希特勒宣扬雅利安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为他们在国内迫害犹太人和向外扩张侵略制造依据。血统论便是毛泽东的共产党维系其一党专政的种姓论。文革中那些出身高干的红卫兵们曾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今日，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更确切地应称作“老红二代”，他们出身于党国的开国元勋家庭，他们自认为比出身于江泽民，胡锦涛等家庭的“新红二代”具有更“高贵”的红色血统）已全面接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但他们生长在闭关锁国的毛泽东黑暗统治年代，头脑中充斥的只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思想深入他们的骨髓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参拜毛氏“神社”。

习比他的前任更蔑视人权，拒绝法治，反对民主。

四、德国犹太作家克雷普勒在其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写道：希特勒、戈培尔等人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素，这种语言像很小剂量的砒霜，不知不觉中毒杀人的思考能力。这种语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即使在纳粹灭亡后，那些语言仍阴魂不散。

毛泽东发扬光大了希特勒的伎俩，从而也更深的毒害了中国人。文革自始至终充斥着狂热和极端的语言和思想。作为发动文革的准备，毛创造了大量的文革语言，为文革开道：中国赫鲁晓夫，书读的越多越蠢，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文艺黑线，反党集团，叛徒，内奸，工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整整十年，这种文革语言充斥着一切报纸杂志，大字报，传单，文件中。全中国人就在这种疯狂和极端的思想和语言环境中，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揭发，批判，武斗。现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为着他们一党专政的需要，已将文革作为不可触及的“禁区”，因此这些文革语言还在继续毒害着中国人。

40多年前的1966年，红卫兵们在文革中高喊“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40年后的今天，2014年1月22日，我们打开被称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电子版——新浪网，可以看到很多如下的惊人大标题：

中国海军司令一句话噎死美军
中国提醒印度离纳粹远一点
美国做世界老二这是宿命
与中国作对的没有好下场
北京公开对日说出最恨之话
中国军方大动作戏耍安倍
卫星泄二炮对日恐怖部署
奥巴马吓懵：中国三千架歼六终于发威了
中央军委爆惊人决定：钓鱼岛爆高烈度战争
1月19日太原射大杀器

当今，这类气壮如牛，目空一切，杀气腾腾的“豪言壮语”，天天都在毒害着普通的中国人。当年希特勒就是用这类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素，将德国人赶上了挑战世界的二次大战战场。今日中国的独裁者们继承希特勒、毛泽东的伎俩，目的为何，不是十分明显吗？

五、毛泽东发明的大字报是一件恶毒的杀人武器。从反右到文革，从对付他的“亲密战友”到普通百姓，毛泽东用大字报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大字报中充满着对人的污蔑和诽谤，更有“上纲上线”的政治大帽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及其恶毒的语言摧毁了不知多少人的精神防线，从而达到伤害他们的目的。毛泽东用大字报践踏人权，连希特勒都望尘莫及。

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一亿人，死于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独裁运动。其中七千万人死于毛泽东之手。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的一个小小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文革中的血腥经历。

“资产阶级黑染缸”

从1957年的反右到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毛泽东的一切倒行逆施，使中国的经济走向崩溃，并导致至少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面对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压力，毛不得不退居二线。但这只是他以退为攻的策略。经过几年的谋划，终于在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夺权运动——文革。在他的这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大动乱中，上海有机所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运动一开始便处于深深的漩涡中。

文革一开始，在当时中国极端思潮的推动下，在一位新进有机所的高干子弟的策划下，召开“红五类”大会，控诉“红五类”们在有机所遭受的“歧视和迫害”，把科研工作上的科研人员和辅助人员的分工关系，变成上下人员间的压迫关系进行控诉。

在当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这位高干子弟的一张大字报特别引人注目。这张大字报秉承毛的旨意，耸人听闻和蛊惑人心地提出科学院是“资产阶级的黑染缸”。按照这份大字报，有机所的领导（黑染坊的掌柜们）理所当然成了有机所的走资派。那些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回到中国的，和从旧中央研究院留下的高研们，那些被毛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人们，便成了“黑染坊的染师”。那些经过“黑染师”们带领和培养的科研人员，成了被染黑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出身高干的大字报作者，和刚进科学院还来不及涂黑的青年学生，当然成了有机所的唯一革命力量。

由此，文革在有机所的第一轮狂涛便首先对准了所领导和高研们。上海有机所是建立在原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基础上的老所，但原来规模很小，研究内容仅限于某些天然有机物的研究。一位于1958年来到该研究所的领导，是共产党内少见的能办些实事的人。他不但使规模很小研究单一的研究所，发展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有机化学研究所。为了推广应用研究成果，他还领导建立了一个一定规模的实验工厂。在科研管理上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高研指兔子，中研打兔子，实验员检兔子”的形象化科研分工。他也公开提出他愿意为科学家们服务，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甚至提出实验搂内摆些花木盆景的建议。

在“黑染缸论”作者的眼中，他当然成了典型的党内走资派。虽然文革前他已被调往有机所的上级单位，但他还是被抓回有机所，大会批，小会斗。他在有机所曾为实验操作人员，设计了一种坐着进行操作的高脚园凳。此时却成了他在有机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迫害低级人员”的物证，并让他坐在这种高凳上长时间的批斗。

在批判“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狂热中，有机所还举行全所的盛大仪式，拆除一位高研的办公室，以示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科研路线”，并高喊着“兴无灭资”的口号，烧掉另一位高研的论文集。

随着北京红卫兵在毛的指挥下窜向全国各地，文革越来越充满杀气和血腥味。有机所的大字报中也越来越多的使用上纲上线和侮辱性语言。各种各样的政治大帽子，诸如“黑帮”，“学霸”，“爬虫”，“叛国投敌分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充斥在大字报中。某些党政干部利用工作之便抛档案整人。

一位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因无法忍受大字报的无端攻击和批斗会的折磨，毅然跳楼自杀身亡，他成了有机所第一位文革牺牲者。

一位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到有机所工作的科研人员，因工资低于科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而有些牢骚。他的弟弟高中毕业后未考上大学，被分配在靠近九龙的农场劳动。一天深夜他弟弟与同学渡河去香港谋生。在他寄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工资待遇上的不公。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封平常的信寄出后便被公安机关截住，并转回有机所，投入了他的档案袋中。文革一开始他便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而遭批斗。

文革一开始，一位分管全所国防科研，并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引爆炸药研究的党员副所长，被揭发为“漏网地主分子”。他被从四清工作队揪回有机所批斗。有机所派人远到他的老家抄家。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的妻子也被揪来有机所陪斗。一位造反派头头对她拳打脚踢，一巴掌将她打翻在地。这位副所长从中央研究院到中国科学院，为中国的有机化学事业贡献了他的大半生。但在整整十年的文革中，先是被污蔑为“地主分子”，受尽种种折磨，后更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头子”，被关在有机所私设的地牢中整整一年，受尽更多的惨无人道的折磨。

“黑染缸”里的“叛徒和特务”

有机所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华侨副研究员，文革一开始便被怀疑为“法国特务”而受到大字报的攻击。这位在国外从未受到过如此野蛮和激烈攻击的胆小知识分子，留下一份遗书给他妻子（也是有机所研究人员）和年幼的女儿而投黄浦江自杀。

实际上他的尸体当时便被上海打捞部门发现并以无名尸体火化，并留下了他的衣物，以备日后鉴别之用。但有机所的造反组织却认为他做贼心虚而逃跑，甚至认为他可能已“潜逃国外，叛国投敌”。因此在整个文革中不断派人外出调查他的下落，不断干扰他在中国的亲戚朋友，使他们在文革的恐怖年月中长期遭受政治压力。他的妻子的处境便更为艰难。她除必须面对因丈夫突然失踪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和种种家庭困难，并长期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

直到文革结束前不久，有机所那批以怀疑为依据，先下结论，再造证据的专家们才想到他自杀的可能。直到此时，这位归国华侨副研究员被文革迫害致死的冤案才得以真相大白。

共产党派往科学院的各级党政干部中，不少都是因“家庭出身问题”或“本人历史问题”而不受信任和不受重用。他们从党政军要害部门被撤换，下放到科学院。有机所一位科研处长，虽然他早年参加革命，但因他出身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官越做越小。文革一开始他便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并在部门的几名“革命小将”的战斗组中批斗（实为虐待和体罚），继而又被怀疑为“特务”而隔离审查。从文革一开始，除在批斗会见到他外，他几乎从群众的视线中消失，直至被他们摧残至死。

一位1964年来到有机所，不久又被调到上级单位的党委书记，文革风暴降临之初便被投入了监狱。由此人们知道，他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但很早便参加共产党和新四军。在抗战期间的皖南事变中，他被国民党俘虏并关入上饶集中营。以后他又和难友们逃离集中营并回到新四军。

文革中他和相同情况的一批老干部一起，被打成全国闻名的“叛徒集团”。他被关入监狱后曾数次被押往有机所批斗，此时人们看到的他已是一个皮包骨头，步履跚蹒的虚弱老人。一次批斗会前他向押送人员要求些饭食，他一口气竟吃了十多只馒头。他和与他相同情况的一批人，直到毛泽东死后才重新获得自由。

上海有机所的前身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人离开大陆去台湾，但大部分人留下并为共产党政权服务。在国民党败退，共产党接管前，留下的人员曾组织应变会，以保护中央研究院的财产和科研资料，也为维护留守人员和他们家属在战乱中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但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疯狂年代，这个只在历史上短时间存在为迎接解放的组织，却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

在“抓叛徒，特务的高潮”中，有机所曾派人去长春应化所进行科研协作，听到有位当年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老科学家，已经“承认”应变会是潜伏特务组织。其中有些人便如获至宝，立即回有机所成立抓特务战斗队。

前面提到的那位副所长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首选的突破口。因为文革一开始他已被打成“漏网地主分子”。他已是这批人手下的死老虎。他们当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使他承认他的“潜伏特务”身份，并让他供出他的两个老同事，一个是跟他学习有机元素分析，当年还是学徒，现已是分析技师；另一位是管理器材的老职工。很快他们三人便被作为有机所的“要犯”而被隔离审查。

初战“告捷”，当然要“乘胜直追”！

这位党员副所长负责有机所的国防科研。他也是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手下更有一批中级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既然他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他肯定会有特务活动，也会发展更多的特务。

由此，一场“深挖严打”的“战役”在有机所开始了！

有机所全体人员被命令一个月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关在有机所内办“学习班”。经过这样一个月的“向阶级敌人战斗”，果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随着“挖掘”的深入，在五十多公尺长的一号楼地下室，用木板隔成一间间的小间，越来越多的人被关了进去。在这些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小间外，一天24小时都有人看管和监视。更有那些办案者不停地一个个提审，逼供，批斗。入夜，在大楼一角的一间有铁门的地下室内，不时传出提审者的吼叫声，被用刑者的惨叫声。他们对这位副所长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战斗队员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战果，甚至利用诱供，套供的卑劣手法。如果他们要这位副所长招出某人，只需在审讯室的墙上贴上一张“某某人必须老实交代”，“某某人必须低头认罪”之类的标语。让这位副所长一进审讯室便知该次审讯的目的。最后这个“特务组织”的成员竟达到一百多人。因为这些战斗队员们竟然有办法让他招供，由他经手的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申请表，即是加入该“特务组织”的申请表。

这位副所长在长达一年的地牢中挨打挨斗，还要违心地按着战斗队员的要求招供。最后，他被迫走上自杀的路。只因一位好心的工人发现他上吊后，及时将他救下，使他能够挨到文革结束走出地牢。

那位负责器材的老职员，也被长期关在地牢中受尽折磨，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文革后，人们见到他的两只耳朵已严重变形，这是由于在批斗他时，有人死拧他的耳朵，使组织坏死所至。

那位学徒出身的分析技师，也被长期隔离审查。隔离解除后，在一次运输卡车劳动中，从车上摔下而脑出血。由于他的“特务嫌疑”仍未被否定，受伤后医院（上海的顶级医院中山医院）对他这“牛鬼蛇神”不做仔细检查，更不给住院治疗。没几天他便留下妻子和年幼儿女而悲惨地死去。

在大抓特务的高潮中，那些战斗队员们除了这个大特务组织外，也没有忘记其它的案件。有位研究员在一个月留所学习班期间，一直要他交代里通外国的问题。他苦苦回忆思索，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提审者的一再提示，他终于回忆起，多年前他乘软卧火车来往于上海、北京间，他与一位波兰旅客乘同一包厢。旅途中他与那位共产党兄弟国家的乘客谈到，他对中国大跃进等问题的看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间的谈话都被隐藏在车内的窃听器完全记下，并送进了他的档案袋。

文革期间，中国与当时的苏联因新疆和东北边界纠纷发生武装冲突，两国间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面对苏联的强大军事机器，中国一片风声鹤唳。在林彪一号手令驱使下，全国一时忙于备战，全民动员挖地道，疏散，拉练。

笔者与一位同事被命令参加首批拉练。几十人背着背包，在冬雨绵绵，道路泥泞的上海郊区，从一个镇走到一个镇，从一个村走到一个村。一天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准备宿营。我的同事却被从有机所来的一辆小吉普车带走了。原来他父亲单位通知有机所，他父亲是“美帝特务”，他是他父亲的同伙。在他家的阁楼上架有通讯电台。他被带回有机所的同晚，一场精心策划的斗特务会已在等待着他。斗争会后，他即被长期关入地牢，直到解除他父亲的特务嫌疑。

“黑染缸”里的“现行反革命”

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反革命罪和反党罪是最严重的罪行。一个人不管他原来的政治地位如何，如果被戴上这两顶帽子，他在政治上将永远不得翻身。毛泽东的手上还有着各种不同的反革命帽子。在他刚登上统治中国的宝座时，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是他首先要对付的反革命。1950年那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笔者脑中留下终身难忘的恐怖记忆。

1950年早春的一天下午，老师带着我们一群小学生参加附近镇上一次公审大会，以接受政治教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步行，同学们来到一座小山脚下并爬上了半山腰。坐在面西的小山坡上，看到山下一片开阔地上，已搭了一座木台。午后偏西的太阳斜照着台前人山人海的会场。

不久，随着一阵阵震天的口号声，十五个被审判的犯人一字排开被押上了审判台。他们每人的背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他们打着红叉叉的姓名。一位审判员逐一宣判他们的罪行。从宣判听来，他们都是国民党时代本地区的区长，乡长之类的小官员。他们一律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接着他们被押下审判台，一字排开背向会场跪在地上。他们每人背后站着一名持枪民兵。一声令下，十五支枪齐发，十五颗子弹同时射入十五人的后脑。随着枪响，雪白的脑浆高高溅起，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这个杀人场面成了笔者永生难忘的恐怖回忆。

事后，老师告诉同学们，枪手们在子弹发射前，将子弹头用力在鞋底摩擦，擦去部分原来尖圆对称的铅质子弹头，失去平衡的子弹头发射后，以摇摆的状态射入脑壳，造成死者头脑的崩裂和脑浆的飞溅。

很多年以后，笔者在工作中认识一位当年亲身参加过镇反的同事。据他讲，在镇反开始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抓人捕人，草草审判，立即执行。一个乡间小镇一次可以捕杀十五人，由此可以想象，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全国有多少人死于这种乱捕乱杀的恐怖中。

时间进到了1970年，在文革中煎熬了四年的上海有机所，又要按照上海市革委会的统一部署，进入抓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了。因为在云雾中躲了十多年的江青，在文革中显露了她的峥嵘，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手，并将当上毛泽东共产王朝的红都女王。但她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那段明星生活，成了她的最大心病。

文革一开始她便利用她手中的权力，对上海了解她丑恶底细的电影界，文艺界人士开刀。她派人来上海对他们秘密抄家，并将抄得的材料押送北京销毁。继而又将这些知情者们隔离关押，以便杀人灭口。但当年她的那些风流新闻都登在上海的大小报纸上，成了当年上海家喻户晓的街头新闻。因此，她还要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顶政治大帽子，封住社会的口。对于即使只在私下议论过她的人，也要通过声势浩大的运动，将他们作为现行反革命挖出来，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有机所遵照旗手的命令行动了。打手们当然也从秘密抄家开始。他们在全所选定了十多名秘密抄家对象，组成每组三到四人的行动小组，乘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同时出发直奔各抄家对象。

与前几次的战役一样，一开始他们便锁定了一位研究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因为文革开始前不久，这位研究生曾写信给有机所党委，述说他的家庭遭遇的土改冤案。这位研究生的家庭由于一个第三者女人的介入，父母的婚姻几近破裂。他的父亲更利用国共内战的机会，带着姘妇逃往香港，台湾。抗战胜利后，他母亲被迫带着年幼的他和弟弟回娘家与她的母亲，一位三十不到便守寡的小脚老妇人，一起生活。

在土改中，因为当地的村长年轻时曾对他母亲有过流氓行为，并因此而受到全体村民的严厉谴责，因而一直怀恨在心。共产党来了，他手中操有了全村的生杀大权，正是他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从这个村长的作为，人们又一次看到毛泽东共产政权的流氓和痞子本质。

经历过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他的一贯手法都是预先下达指标，拼凑制造斗争对象。当时土改工作队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评出地主和富农，以便对上交差。就这样在村长和工作队的共谋下，通过一分为二再合二为一的伎俩，创造了一家地主，达到了他们双方的目的。

该研究生的外祖母在丈夫去世后，带着他的母亲，靠亡夫留下的几亩田地，过着寡母孤女的清苦生活。她在二十多年内依靠刺绣技术和省吃俭用，逐渐添置一些田地，因而在土改时有十八亩地。但在土改中却不顾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事实，提出他母亲是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娘家土改。因而将他外祖母一人评为地主，并将他们母子三人作为另一家，并定为分进土地的外来户。

但土改后不久，当地却又以与地主分子生活在一起的理由，将母子三人定为地主成份。土改后，面对这一冤案，他们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但得到的唯一结果，却是认为他们不服改造，而招致更多的政治迫害。

来到有机所后，这位研究生错误的高估了这个科研单位领导的政治水平，给他们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由此在文革中招来了家破人亡的悲惨结果。文革一开始，他便因“为地主家庭翻案”而遭批斗。有机所还派人到他家乡扇风点火，并将他押回原籍批斗，使这个已经在文革中惨遭逼迫的一家，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对他的母亲，一位年届五十的妇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暴徒们将她吊在屋梁上，用棍棒轮番往死里抽打，有的暴徒甚至把手中的棍棒打断。

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位在生活中饱经风霜，政治上已被共产党践踏了二十年的老妇人，毅然投河自尽。结束了她在毛泽东共产暴政下苦海无边的一生。

按照文革中那些整人者们的逻辑，这位研究生和他的一家遭遇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他一定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私下一定会在日记和通讯中夹有大量攻击谩骂的文字。对他进行突袭抄家，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大打一仗，抓出一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大鱼。

当秘密抄家这只欲将他置于死地的魔掌，在朦朦黑夜中向他伸来之时，这位研究生刚巧有事外出，这就让三位战斗队员焦急地等待了几个小时。待他回到宿舍，立即明白了三个不速之客的意图，并坦然打开他的抽斗和箱子，任他们搜查。这三个不速之客唯恐漏了一片能用来加罪于他的纸片，将一切文字材料和照片席卷而去。

第二天一早，当他来到所本部，一进大门便见到用石灰水涂在水泥路上的，字体斗大的战斗大标语：打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XXX！打倒XXX反革命小集团！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显然，抓现行反革命的战斗已在有机所打响！

但奇怪的是，他走遍全所各个角落，却未能见到针对他自己的大标语。直到当天中午，才见到那位战斗队的军师的，再次批判他给所党委的那封信的大字报。从这篇炒冷饭的大字报中，这位研究生明白了，在他们的秘密抄家中，除那封信的底稿外，并未得到任何能置他于死地的炮弹。就此，欲将他置于死地的革命行动流产了。这也使他渡过了文革的最后一劫。

但另一位研究生，汤济宏先生，却不幸地因涉及外单位的所谓攻击言论，而遭受灭顶的灾难。

汤济宏先生1962年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并入有机所为研究生。这位瘦瘦的文弱书生平时总是面带笑容，从不与人争执，埋头于读书和实验研究。文革开始后他与所有研究生一起去丹阳湖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多。回所后不久他便被卷入了这场置他于死地的运动。

案发一开始，他为了不影响家庭和年幼的女儿，只身搬至单身宿舍。从此，每天清早人们总可见到他沿着路边的围墙和篱笆，步履蹒跚的慢慢走向所本部。从早到晚在实验室内写交代。除了办案人员的审问，不能与任何人接触。周围的同事也无人敢与他接触交谈。尽管大家都知道，处于这种政治高压下的人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安慰。特别到后期，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和孤独，精神已处于崩溃状态。

一天下午，上海市科技系统全体人员集会文化广场，动员掀起抓现行反革命的新高潮。他乘着所内无人的机会，毅然打开实验室的水银压力计，吞食水银后上吊自尽。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充其量只因朋友间议论了毛皇帝和江泼妇之流的独裁恶行和风流新闻，而被残酷迫害致死！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本文涉及的六位文革受难者：刘复炎，汤寿梁，林文德，刘亮，汤济宏，李家珍。

结束语

大陆中国历史学家周良宵和顾菊英夫妇在他们六百万言的文革专著《疯狂，扭曲和堕落的年代》中对文革作了如下的描述，现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灭绝人性，蹂躏人权和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的悖乱行为，以及歇斯底里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依毛泽东的一贯理论为依据，并且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左倾顽症中积聚和发展而来。

它是中国共产党机体上致命脓疮的全面溃烂，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全面破灭——它也是中华民族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既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野蛮亵渎与毁坏，还导致传统道德的堕落和沦亡。

二○一四年三月《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三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