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中，“六四”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年轻一代甚至因无法接触信息而对此感到陌生，除了香港维园奇迹般始终如一的六四烛火，即使在海外，如今的纪念活动也完全无法匹配八九民运的规模和六四屠杀的惨烈与震撼。天安门母亲在等待中一天天老去，很多受害者的家人甚至已经去世。似乎这已成为一个死结：孤独者的呐喊在中共的六四定性面前，仿佛一头撞向没有回声的坚硬石墙。二十九年的时间让记忆中的清晰画面成为遥远的过去，伤痛再加伤痛，悲伤再加悲伤。
有些牺牲是无法挽回的：勇者的血、亲人的泪和一代人年华的逝去。面对一个个痛彻心扉的故事，我们当然需要反思：当初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亲历者、分析者对此已经讲过很多，但往往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会让讨论变成激烈的争执，比如5月13日的绝食是否让党内开明派失去处理学潮的主动权，比如六月三日前是否应该撤离广场，比如六四后的空校是否让外地高校失去了凝聚抗争的机会，等等。这些讨论还将继续下去，让人学会多视角反思，让我们更加理解政治的复杂性。
有一点似乎争议不大，那就是八九民运的主体——高校学生未能在行动策略上形成与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商界、工人等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将这一缺陷归咎于广场学生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在学潮最后期，广场学生的心态在发生变化，顶着当局抓“长胡子的人”的压力，希望更有经验的长者介入，但除了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人，并没有太多知识分子公开介入对学运的引导，而当局对鲍彤“泄露戒严机密”的指控后来被证实为虚假，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表明党内开明派尽管心存同情，但在介入学运问题上态度是比较慎重的。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那就是六四后被抓捕、通缉的知识分子和企业界人士，有很多人介入学运的初因，是在统战部等党内开明派的要求下，被动员到广场劝告学生撤离的，就连万润南的四通、陈子明的经济研究所，在运动初期也曾明确“不介入”的态度。在风起云涌的学潮面前，其它社会力量显然没有做好准备，未能充分预见到学生身上蕴含的巨大力量。
所以，八九民运的主体，自始至终，是高校学生。八九民运的同情者遍布社会各个领域，但这些同情者主要以个人身份表达同情和支持，而未能实现任何一个阶层、行业的内部联合来对抗戒严和镇压。在六三夜幕降临后的长安街上，“北京市民”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画卷上，但这是没有组织、甚至几乎没有彼此联系的个体，孤身阻挡坦克的“王维林”成为他们的代表。而八九民运虽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但学生运动带有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色彩，学生这一阶层缺少社会经验，缺少对社会资源的掌控，虽以“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却未能触发不同社会阶层基于利益需要的抗争，因此，在六四镇压后，后续抗争是极其微弱的。
当邓小平不惜代价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的时候，力量上的悬殊决定了学生和市民无法以血肉之躯对抗全副武装的军队，学运在北京的失败是很难避免的，然而，其它城市同样风起云涌的学运并没有遭到军队的直接镇压，却也在六四后不久时间内烟消云散，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在过去二十九年内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和研究。
至少就两点来看，八九民运时的中国社会尚未做好变革的准备：1，自由民主观念的传播广度不足以支撑持续性抗争，普适价值的系统性传播基本还只局限于高校和知识阶层，而且由于国门打开时间不长，这些观念的传播也带有失真和片面的问题，即使在民运参与者内部，也存在很大的观念性差异，如孔庆东、司马南等人也曾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2，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理想主义的抗争欠缺各社会阶层利益层面的抗争配合。其时，民营企业处在发育初期，力量弱小，而国企职工的工资福利尚可及时发放，农民在摆脱毛泽东时代的严格限制后，收入总体上趋升。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国，经济处在恢复和发展期，腐败在广度和严重程度上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弱势阶层的被剥夺感远没有今天这么强烈，人们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深层成因，还没有形成足够共识，游行队伍中甚至有人举着毛泽东画像呼吁公平和平等。
所以，二十九年后的回顾与反思，不应该只停留在对学运、对北京、对六三之夜的聚焦上。如果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一九八九，我们需要看到，奇迹般的八九学运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却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实质支持，缺少在第一波镇压后的后续反抗能力。
我无法断定如果党内高层有人以叶利钦的方式站出来是否可以扭转局面。当有些反思者以此抱怨赵紫阳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学运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对沦为“高层斗争牺牲品”的心理警觉，学运对其它社会阶层的开放度是不够的（尤其是前半段），弱者的防范心理是正常的，但这种防范在有些方面明显过度，如广场三君子被扭送公安部门，广场上出现“抓特务”现象，甚至开始形成内部冲突。
就当时的具体行动策略来讲，学潮（尤其是前半段）对其它社会阶层尤其是党内同情力量的自我疏离可能是幼稚的，但也要看到，八九民运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先河：以民间社会为主体并具有主体自觉的大规模文明抗争，普通公民不再信赖“权力者的游戏”，不再让自己成为权力的附庸。这一贡献是历史性的。
凝聚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需要有各阶层广泛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并在这一价值观之下，形成对主要议题的基本共识——至少在抗争者内部不存在针锋相对的严重对立——进而，形成有效合作，并尝试进行组织上的建设。坦白地说，在1989年，这些还难以做到，六四枪响前，学潮最主要的推动力和凝聚力是反腐败、反戒严和争取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的极权统治消灭了所有的民间政治组织，消灭了所有不同于官方的政治理论体系，甚至以反智、反文化的极端之举，让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这就使1989年时的知识精英们尽管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思想上的前卫精神，但在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上，于民主转型所需要的成熟性和丰富性还存在严重欠缺。
因此，八九民运的失败，事后来看，不再如当初那样令人愕然，人们所谈论的八九民运胜利的可能性，或许本来就只是小概率的可能。就当时政权与民间的力量对比而言，学潮发展的规模的确是一个奇迹，这应该部分归功于党内高层较为公开化的意见分歧，更应该归功于学生高度的激情和敏捷的行动能力。
因此，六四的失败不应被看作一种失败，而是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二十九年来，我接触的很多八九民运亲历者认为，是六四让他们开始了思想上全面接受自由民主的道路，而在此之前，很多人是懵懵懂懂或一知半解。八九民运最初的动机是悼念胡耀邦、反对腐败，人们甚至对八九民运是否以自由民主为主要诉求这一点也有分歧，但在六四之后，自由、民主无疑成了人们对这一运动的主要认识和定义，自由、民主理念成为这一运动的自然延伸。八九民运以一种举世瞩目的惨烈方式结束，从道义上讲让中共政府输掉了底裤，在这种道义的巨大冲击之下，六四之后，普世价值（暨普适价值）才真正在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传播并具有了生存土壤，在此之前，自由民主思想还只是小众的前卫思想。尽管中宣部严防死守，但今天中国知识界和一般民众对普世价值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已非六四前的中国社会可以比拟。中国社会的很多指标现实，现在比1989年时更具有推动自由、民主的民众基础。
六四镇压后，中共当然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育给政权带来的威胁，这才有了江泽民“把个体户整垮”的豪言壮语，但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失败已成定论，加之严峻的就业问题时刻造成对政府的压力，遏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路在民生和就业压力之下，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在邓小平南下讲话之前，左的口号之下，民营经济也没有停止过长足发展的势头，这是人心（甚至可以说私心）所向，大势所趋。
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普世价值思想的传播造成的冲击，使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官方再也拿不出一套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思想理论”，于是全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公开的官方话语与私下真实话语的脱节，正如原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所描述的，省委书记省长们鹦鹉学舌般讲完一套官话，私下里却大都认为中国需要走民主的道路。
我认为，这种私底下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接纳和认可，八九民运和六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助推作用。没有八九民运的风起云涌和最终做出的流血牺牲，普世价值不会这么快取得道义和理念上压倒性的优势。尽管中共采取越来越强烈的警察维稳压制，但人心的丧失和对中共前途的悲观，从六四开始就变得不可逆了，至于御用学者发明的“三个自信（后增加一自信改为四个自信”和习近平的“马列回潮”，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插曲。事实上，尽管对民营企业充满警惕，采取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习近平也不能在整体上扼杀民营企业的生存，毕竟民营企业创造了大多数就业岗位，这一点迥异于毛泽东时代，也完全不同于1989年时的经济结构，这种变化也使中共已不可能堵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回潮只是暂时的，而且会形成很强的反弹力。
为了挽回意识形态领域彻底的失败，六四之后，中共转而乞灵于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迄今为止，虽然习近平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其所依仗的仍然不过是爱国主义，而无法让早已与现实完全脱节的马克思主义恢复生机，以自由、人权、法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仍然是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政治理论，任何严肃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普适价值思想。
六四过后，腐败的加剧、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使社会进入利益多元化状态，社会矛盾更多地不再以理念差异体现，而直接表现为个体利益上的分化，在缺少法治的社会中，这种分化和冲突经过演化，最终又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敏感性。二十九年后，我们看不到八九民运那样大规模的抗议，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抗议、上访、冲突所卷入的人数，可能比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数量还多；中共如今不再动用军队和坦克，但每天投入到维稳上的人力，肯定远超1989年6月4日。有人认为这种基于利益冲突的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自由、人权、民主理念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对应社会现实的需求。1989年以前，中国社会有没有利益分化？当然有。但我们很少看到公开的抗议示威，甚至于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几千万人活生生被饿死，也没有形成有影响的抗议事件。这是因为任何抗议事件的形成，背后必须辅以观念作为推动力，六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权利意识开始深入人心，人们意识到，除了沉默和揭竿造反，还有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那就是以人群聚集的方式来维护个人权益。不仅如此，“法治”、“人权”概念也被中共羞羞答答地写入宪法，这些写在纸上的条文虽然只是空话，但至少反映了中共在理论和公共话语上的退却，被迫部分地接受来自普适价值的概念。当然，在中共“爱国主义”长期宣传之下，很多社会成员动辄就要“打日本、灭美国”，甚至成了网上的所谓主流舆论，但我们回顾习近平整顿网络之前的网络状况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假象。就在短短几年前，官员公开抱怨政府在网上“成为弱势”，各大等门户网站上焦点新闻的评论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政府，最近几年，这些声音似乎消失了，它们去了哪里？只是批评政府的声音被技术性屏蔽而已，具有自由思想的社会成员并没有消失，而且，即使是那些五毛，面对暴力拆迁、城管打人等恶性事件，也会哑然无语。
上访人数和群体事件的居高不下表明当今中国的官民对抗开始呈现为一种权利意识推动下的利益抗争，对权力者来说，这样的抗争一时间比理想主义者的抗争更难消除。
无视和贬低这些抗争的价值是极其短视的，当人们震撼于二十九年前学潮的规模时，谁会否定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次学生运动（如八六、八八学潮等，其中也包含一些利益性诉求，如1979年人大校园之争引发的抗议）对推动八九民运的作用呢？所有的大树都要长过自己的幼苗阶段。
回首八九民运及其悲壮结局，常有恍若隔世之感，但如何审视六四，却有不同的方法，有人以八九民运的失败结局而堕入悲观主义，有人意识到八九民运只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始，因而不屈不挠。尽管二十九年来遭受最为严酷的打压，但在今天的中国，除了权利驱动的抗争，观念、政治意义上的抗争也从来没有断绝，而且参加者的人数与其它国家民主化过程相比毫不逊色。最近几年的超高压控制，表面上削弱了反对的声音，但也让更多的社会矛盾失去了缓冲的出气孔，并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态度发生根本改变，使专制政治陷入更大风险。
二十九年后，尽管不再是热点话题，六四人物也大都老去，依旧在政治上活跃的越来越少，但六四是中共无法回避的梦魇，每年的六四都是中共维稳体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任何认真讨论中国政治问题的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因为：六四是一个百年、千年话题，不会随着当事人的渐渐老去而被世人遗忘，六四滥觞的政治议题在中国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在日益紧迫地成为全民议题。今天中国政府面临的政治难题要回到六四才能找到答案，中国民间异议政治的规模性形成和持续化、深入化，也要回到六四这个源头去审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中国当代史的开始，没错，六四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对过去二十九年的回顾与反思，不能以否定八九民运和后八九民运为目的，因为这是中国未来的原点，只有意识到六四作为中国当代政治尤其是异议政治的起点性位置，人们才会以当代眼光来审视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实现观念转型、政治理念转型、行为模式转型，同时也让我们的目光从单纯的政治变革转向更多层面，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大的决心推动中国社会的基础性改变。
我曾多次假设：当天安门和长安街的抗议示威被镇压后，如果全国各地的抗议能够持续，中共能够赢得1989年的那场较量吗？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更加辽阔的国土。要意识到并非只有备受瞩目的人物和事件才具有历史意义，无论是观念的传播、集会抗议、思想讨论、维权抗争、围观声援、传播真相、网络发声、民间互助、饭醉聚会……都是在构筑我们在天安门和长安街之外的力量基础。
1989年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天安门广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天安门广场，而中共的军队只有一支，而就连这支军队的选择，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六四以后，中国开始有了真正的当代中国政治学，今天的我们需要继续认真学习，同时踏实地创作我们应该书写的那一章。
2018年6月2日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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