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49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这个30年中间经过了多少次战争？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内战，在那样的环境下培养 出那样的人才，所以1919—1949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也是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我当时想把这个题目作为这次演讲的标题。这个黄金时代 的形成和领导人、大学校长密切相关，既然如此，那些大学校长有哪些过人之处？在这里我讲四点：

第 一，他们关心政治。关心政治和学术在胡适、蒋梦麟眼里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他们认为不要搞政治，政治太直接，中国政治黑暗就是学术文化不行，要从根本 上改变。但政治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所以胡适虽然把政治作为不感兴趣的东西，但他一生没有离开政治，办报、演讲都讲政治。这方面我觉得胡先骕有一个 看法非常精彩，1949年他曾和12个教授合伙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党派，在党派宣言上说“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情况下，经济平等就会失去基础。在一党专制和少数 人的独裁统治下，即使有经济平等那也是赐予的，也是统治者赐予老百姓的。”因为在政治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统治者随时随地可以收回对老百姓的恩赐，所以我觉 得通过这种组织政党表达政治诉求的做法，在大学校长中是史无前例的。胡先骕这个人很可爱，也很单纯。当年他去其它学校演讲时，就讲“我是世界名人，你们能 听我的演讲，算是你们的福气。”这个人直来直去，什么都说。1949年以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自我批判时始终不说“蒋匪”这个词，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叫 “洗澡”，他不愿意说“洗脑”，那很痛苦，要自我检查。胡先骕始终不用“蒋匪”这个词，很多人劝他说一个也没事，他说假如我骂了蒋介石，等于我变节了，我 不能变节。可见他的单纯与可爱。

第二，无为而治。那时候的大学校长都是奉行“无为而 治”的。胡适对“无为而治”有一个精彩的论述，他第一次见蒋介石在30年代初，他送给蒋介石一本书，送书的目的是想让蒋介石当一个无为而治的领导人。为什 么要“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道家的一种理念。凡是“无为而治”的时代，后面往往是所谓的太平盛世。这是什么样的道理？胡适认为领导人“无 为”，被领导就可以“有为”，假如领导人“有为”，被领导者就只能“无为”了。他希望蒋介石用自己的无为、无智、无能来驾驭众人的智慧。胡适认为“无为而 治”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一个范例，因此他就讲无为而治。后来他还跟蒋介石讲艾森豪威尔，说艾森豪威尔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每天要见好几个人，各部门领 导都来见他。见了几天后艾森豪威尔就说怎么回事，有多少个部门？副校长说有63个部门。艾森豪威尔说，天啊，我当盟军统帅时只管三个人，你让他们找副校长 吧。后来更有趣的是，有一次他打高尔夫球，秘书给他送来两份一件，秘书已经给他拟好了：一个同意，一个不同意。他在两个文件上都签了字：随便挑一个吧。胡 适讲这样的故事来讲无为而治是多么深刻的道理，一定要发挥众人的智慧。现在的领导人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做好事往往是做坏事。我们 现在的地方领导人都把为老百姓做好事当做口头禅，其实哪是做好事。今天冯骥才还呼吁要保留城市的古代建筑。他们为什么要拆？不是要把城市变得漂亮而拆，是 因为拆了才有钱，不拆没有钱。过去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在是“工程一拆，财源滚滚来”。在这个问题上，梅贻琦、蒋梦麟也很有趣，他们也是“无为而 治”。蒋梦麟把北大比作水泊梁山，他把自己比作没用的宋江，宋江是一个无为而治的领导人，笼络那么多的梁山好汉是因为他能够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梅贻琦开会 从来不说话，当校长开校务会、教师会很少说话，人们说他是“寡言君子”，他自己说他是“王帽”，京剧里面皇帝出来很少开口，要开口也只是两句程式的话。当 年的北大校长都是无为而治的，而“无为而治”正体现了民主精神、民主正义。梅贻琦还有一句话“吾从众”——我跟大家，大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 三，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凡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都很糟糕，加上国民党当时向苏联学习，所以奉行一党专制。奉行一党专制就搞党化教育，一党专制 是少数人，蒋介石觉得自己很能干，是智慧的独有者、占有者。当年任鸿隽的夫人很厉害，是中国白话小说第一人，也是北大教授，早年的女留学生，成就很高。任 鸿隽一直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他在30年代在胡适主办的杂志上写过两篇文章抨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因为30年代初国民党正在推行党化教 育），他说“好奇心对受教育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没有好奇心，科学没希望》，有了知识上的好奇心才能对各种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研究 的结果才能确立你的信仰。但从党的立场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是事先确定的，他们的问题是如何拥护他们的信仰，而不能自由讨论，也不能独立研 究，所以不能有知识上的好奇心。你有好奇心是很可怕的，党章规定必须坚决服从党的什么什么。所以君子不党，要想成为独立的个人，千万不要加入那些东西。

他 说党的观念这种情形恰恰和17世纪初年欧洲宗教专制思想相类似，所以他断言：“有了‘党化’必定没有‘教育’，有了‘教育’一定要除去‘党化’。说到这 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当年学校校长不是官，学校是独立的，没有纳入行政体系，不像现在的校长都是行政级别，名片有“省部级的大学校长”、 “厅局级的大学校长”，这多无聊、多可悲、多可耻！再一个是当年为了保证大学教育独立，学校没有党派进去，没有单位。党的势力进不了学校，若一个教授入 党，是被人所不耻的，因为你入了党就没有独立人格，这样怎么教学生？怎么为人师表？你本来就成了一个小人，不可能人师表。

第 四，体育精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伦敦奥运会刚过。当年大学校长认为在大学里面开展体育运动，不光是强身健体、夺取奖牌，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健全的人 格，他们认为“第一”只有一个，若不参与第一就不算第一。而参加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独立人格。假如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情况得不到第一，今天这 个借口，明天那个借口，还要作秀，那就是对体育精神的背叛，那是可耻的。所以在奥运会前夕我就说刘翔肯定跑不下来，结果不幸被我言中。不过外国人很好哄， 这是因为外国人的思维是直的，不像中国人的思维拐来拐去。1948年初胡适听说李宗仁要参加副总统竞选，就把当年中国公学运动会校歌歌词第一段写信给李宗 仁寄去，在信中鼓励对方“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由此可见把体育和为国争光、民族振兴联系起来，其 实只能造就输不起的所谓英雄，也是对老百姓的欺骗。体育比赛只有输得起才能有一个健康的人格，所以体育绝对不只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多浅 薄和可怜啊？可这个口号于我也喊了几十年。

在我看来大学校长的可圈可点之处一言难尽， 比如张伯苓用一己把南开变成一个和清华、北大变成并驾齐驱的一流学校。南开是私立的，清华、北大是公办的，抗战前成立西南联大，一开始是一个私塾发展起来 的，太了不起了。所以司徒雷登把他誉为“中国私立大学的开拓者”，但只有开拓，没有后续，现在的私立大学多可怜，不入流。它是世界一流，当时中国的大学确 实是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教授也是世界一流，和国外大学教授没什么两样，现在中国要搞世界一流还很早。

另 外，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才三十几岁，但他通过对清华大学的治理，能够把清华大学办成国立大学。罗家伦入住清华大学以后，后来学校有个民谚“教师是神 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个“狗”不是侮辱性的，他们觉得当时的职员低。现在的职员了不得，你敢得罪学校的一般职员吗？前些年山西大学某个老师已经 当了教授，宁可放弃教授要当一个副处长，现在的教授反而是狗。罗家伦还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当时是软木地板，上下是玻璃各层，资中筠等人写文章都回 忆过这个事，那个地方太神圣了，因为想把学生从宿舍引到图书馆。潘光旦之所以是通才，是因为在留学时期泡图书馆，有了通才的基础后干什么都行。所以潘光旦 说他搞社会学研究行，民主学研究也行。正因为如此我才用“时代的丰碑，历史的绝唱”来形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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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共匪上台后， 知识分子还有什么黄金时代？1978-1988年勉勉强强算是吧，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