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目标人群是新一代小资。本文所谓“小资”不是阶级划分的概念，非指“小资产阶级”，而是指追求一种称作“小资生活方式”的群体，它涵盖各阶级的部分人群，数量巨大，主要拥挤在各级城市。“新一代小资”则主要的指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现在已经进入或者正要进入所谓“职场”，把“小资生活”设定为初期人生目标，伺机进入富有阶级或者权力阶级，并已经为此目标奋斗着、迷茫着、焦虑着、以至于牢骚着、不满着、愤怒着的庞大青年男女群体。所谓“美酒加咖啡”是指这个群体追求的“小资生活方式”，含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层面的诸多内容，并非单指物质的美酒和咖啡本身。什么样的生活算是这个“美酒加咖啡”代表的“小资生活”实难有统一的标准。我将在本文稍后综合现实中这个群体奋斗着并焦虑着的那些具体和抽象的目标，作出必要的界定。
过上小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建立一个所谓“橄榄型社会”，让绝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过上小资生活，从而宣告特色社会主义建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为历史错误，是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梦想。
梦想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完胜“凡是派”的“改革家”们，刚刚登上国家权力的顶峰，踌躇满志。他们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到那时为止依然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准备好了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身的全国人民一致的赞扬和支持。
二
“小资”得以成为时尚，有一个物质前提。
毛泽东在世时，高瞻远瞩，为了确保民族独立不会得而复失，就把十分微弱的国力主要地优先用在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同样关键的国家基本建设，又因为1949年所获得的人民物质生活基础太过薄弱和自那时以来人口出现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虽然相对于自己的过去有了极大的改善，但相对于有200多年的成熟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总体来说的确又还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就是那个物质前提。因此，在1980年代初期，鉴于国家独立自主已经实际完全获得，不会再为西方列强所撼动，党和国家应该大力改善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就成为全社会和全国人民共同一致的热盼。
这一热盼，无意识中给某些政治家别有用心的政治冒险提供了广泛的情感支持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曾用强力铸造起来一种党和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互信，即，党和国家把人民的利益看作自身利益，反过来人民对党和国家拥有绝对忠诚和爱戴。改革家们明显是利用了这种政治互信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正当与合理的热盼，高调出示给人民“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旧酒瓶，却悄悄装入“通过个人奋斗发家致富，忘掉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新酒”。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是社会主义下人民的正当要求，是社会主义本来目标之一。这是当时社会共同认可的。但是，在物质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不能也接纳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着力点。因此，在当时，“小资”（以下不再加引号）并不是一个像今天这样为社会主流正面接受并极力倡导的概念，而是一个受到社会主流批评至少是保持高度警惕的负面概念。那时，要批评一个人，说他追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用小资或者小资情调加之其身，是再合适不过的。被贴了此标签的人，也当有些难以见人的感觉。小资概念由负转正，毫无疑问主要得益于邓小平先生的大胆的开放思想：打开窗户，进来了新鲜空气，也进来几个苍蝇蚊子，算不得一回事。由此肇始，意识形态就越来越淡化，“精神污染”（那时的用词）也不再是污染而是有益于健康的“高效清洁能量”。
小资概念由负转正所标志的，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退步，只在价值判断中存在争议，在事实判断中，是几乎毫无疑争议的：它穿越历史，来到现实中，成为多数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当然代表进步。这样的事实判断与小资（包括老一代小资）的价值判断具有高度吻合性。这正是新一代小资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陷阱和思想陷阱，如同现在被终于压在最底层的工农大众当时没有觉察到以上“热盼”中暗暗注入的危险一样，新一代小资对于他们正在进入的危险境地还没有该有的警觉。
三
“新酒”还在酿造之中尚未蒸馏出来的时候，顶层权力附近的小股人群和社会各层嗅觉特别敏锐又对财富有特别爱好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最先嗅到了“酒味”，并先于广大民众的“财富意识”的普遍觉醒，悄悄迈出了借“新酒”上市攫取个人和家庭财富的第一步。另有一个特别的人群，完全是无意中闯入了这个改革家们的预设轨道，幸运地成为了财富路上前两个人群的同路人。这个特别的人群包括当时社会中的投机倒把者、小偷小摸者、刑满释放者、家庭矛盾重重又不敢离婚者、犯有“道德错误”（例如乱搞男女关系）而被社会唾弃者、性格怪异或者过分自私自利不能与同事和领导融洽相处者、在政治上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持异见者……，等等，等等。他们是按当时社会价值标准被列入“另册”的人，合在一起类型很多，但相对于全国人口，数量并不巨大。他们中一些人，为了摆脱当时所处环境下的“冷眼和歧视”，出于“逃难”的心理，从全国各个地方不约而同汇集于刚刚被确立为特区的小渔村深圳和其它沿海开放城市（以深圳最具典型性），成为新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中活到现在的人，至今对邓小平感情至深，对毛泽东恨之入骨。
今日中国的不少“华丽家族”——流行说法是官僚阶级，暴富阶级，既得利益者——很大一个数目是出自以上三类人群及其后代。不过，只有第一类人，就是顶层权力附近的那一小群及其后代，几乎没有失败者，整体性笑到了今天，成为所谓的官僚资本家阶级，第二类人是所谓“智者”，靠特别的生存智慧吃饭，其中一部分终归因为“社会资源”的缺乏，被时代的大浪淘出洪流，只有另一部分成为所谓的民族资本家或者其他性质的上流人士，他们一般比较低调，甚至有意边缘化自己或完全淡出社会中心舞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称得上是智者。第三类中的人，除了少数外，多数终归因为自身各种局限性和其他原因，早已灰飞烟灭，消失在时代的车轮下，就如同北京市80年代第一批拥有摩托车的一族，到1990年代中期就几乎全部丧命于汽车轮子下一样（关于这些摩托主人们的死亡情况，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关注，他们可以为研究者打开一扇特别的历史和个体命运变迁的窗口。北京交通局有确切记载，我是从警察嘴里得到的消息）。
四
以上三类人群，与本文关注目标（新一代小资）没有直接关联。我让他们优先出场目的有二，一是扼要给出一个宏大的那些背景，让沉浸在小资生活梦想里，不关心政治事务或者似是而非有所关心又固执己见的新一代小资们，对于他们出生之前不久发生的历史有所了解；二是设立一个辅助参照组（主参照组是1977恢复高考后至1985年这一时间段上大学的人群），用在后文分析社会如何向不利于新一代小资梦想实现的状况发生变迁的过程，以之对比观察新一代小资梦的现实梦境到底如何。
现在，我就要综合我的社会观察，对于现实社会形态下成为小资之追求的那种小资生活作出必要的界定。
朝九晚五作息时间（有小公司、小商行者另当别论），每周最多工作五天，无加班，享受不低于三周的带薪年假。穿着体面，国内名牌是基本要求，但必须有那么几身进口名牌行头以备重大场合之需。开不低于20万的小汽车，国产还是进口不限，但不能为汽油涨价而焦虑烦恼。有自己独立的住房（最低标准，略微提高一点的话，就该有一套投资房），至少三居室，建筑总面积不低于100平米，装修体面，格调清雅，至少有那么几幅美院学生临摹的、看上去超凡出众的的油画或者国画，外加几件假古董，装饰客厅，衬托风雅。家具中档以上，是否进口倒不一定，因为意大利的劣质家具未必比广东专供出口的高档家具体面。“5加1”（最好是“7加1”或者“9加1”）欧洲音响、日本马仕兰（Marantz）数码功放、58寸以上三维图像带网络搜索器的韩国或者日本平板电视组成的家庭影院是最低的家庭娱乐配置，以满足小家庭的卿卿我我的甜蜜情调和不低于每周一次的私人周末派对。厨房需要宽敞明亮但不必每天都用，因为至少每周要到中档以上的餐厅（含西餐厅，现在没有西餐厅的城市几乎不存在了！）用晚餐不少于三次——情绪来了特别要奔特色小吃另当别论。小资必须知人伦，敬父母，所以最多两周时间必须要看望父母一次，且不得空手而去，还应该共进不能太寒酸的晚餐，在家里让父母下厨房，自己坐享其成不算。
高尔夫球我假设是富人的专利休闲产品，那么网球场、健身房和游泳池则是要必须常常光顾的，否则没有良好的体魄和精神面貌也就小资不起来。现在，有钱的和有权的（男人），基本上不只是三妻四妾的事，而是搞她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女人作为人生目标，并视此为最大的精神享受。作为小资（男人），基本是时代先锋，国家“橄榄型社会”的主要培植和保护对象，显然不能这样禽兽，但婚外追求一个红颜知己，必要时豪华酒店开个房间玩玩一夜情，该可作为当下小资的正当愿望。当然，重色轻友轻家不是真小资。所以，还需要不时携带全家老小并朋友若干，豪华KTV乐一乐，豪华洗浴中心走一回，周末开出车去野餐一回。此外，还需用年假或者称病请病假，每年国内旅游至少一次，累积若干年下来必逛遍一切名山大川、名胜古迹自不待言，至少还要每隔一两年出国观光一次，期间不能太寒酸，像阔少贵太那样，把巴黎名牌店扫光当然不必要，但也至少不能背着方便面出去，又空手而归。
以上第一段表述的是物质层面的，但并没有面面俱到，只是一个大概。小资多出于大学或者大学以上受教育人群，但不是这个人群的专利品。所以，我想，以上物质层面的东西，适合于任何教育程度出身的小资。第二段说的，按我的看法也是物质层面的，但估计一般小资会认为是精神层面的。实现了这两个方面的生活内容，一个当下的小资估计已经觉得生活很完美了。因此，以下真正精神层面的或者与精神层面联系密切的目标，是作为非强制性参数，供小资们备选。选多乃至全选或者一个不选都可以。毕竟，据我的观察，不是每个小资，甚至不是多数小资，都打算像努力实现以上两方面目标那样，有兴趣去努力实现以下目标。我不得不坦率说，恰是对这个多项选择的选择，显现出真小资还是假小资，高品位小资还是低品位小资，甚至正是这些项目揭示出我国小资的绝大部分并没有高尚的人格，拥有的不过是“嘴尖毛长”，“腹中空空”的河边芦苇的“草格”。因此，我下面的话，透着讽刺挖苦，各位对号入座也罢，克己忏悔也罢，对本博主心怀不满也罢，全在读者自己。
对体育要执着。例如对足球，对NBA，还有世界F1方程式汽车大赛，世界三大网球公开赛等等，都要了然于心，某些赛事虽难得前往，电视转播则是尽可能一场不拉。若有某大牌明星来中国，哪怕商业比赛，“宰猪杀羊”，也要伸过脖子去。没有这样的执着（哪怕是装的），恐怕不太好在小资朋友圈里混吧？
对艺术，例如书法、绘画、雕塑、交响乐、芭蕾舞等等，懂与不懂，都要装懂。除了必要的基本知识准备外，一定要偶尔出席一下门票昂贵的相关活动。不过，文学要敬而远之，因为在当下社会那是中学生级别的，现在还“文学”的话，那不是小资，而是小傻。小资爱艺术，主要地是要爱摇滚乐，爱呜呜嘟嘟不知道喊着说着唱着什么的说唱乐，以及其他美国现代音乐和现代舞蹈，当然还要爱港台流行音乐、中国的超女、凤凰传奇以及现在的“中国好声音”等等。我在网上看到求职者的简历上赫然写着或者面试时候赫然说出：“爱好：艺术”。具体内容，综合起来看，就是流行乐和电影。所谓流行乐又无非是李宇春的歌唱，Lady Gaga的狂歌艳舞之类，而所谓电影又无非是《泰坦尼克》呀、《阿凡达》呀、《角斗士》呀之类所谓好莱坞巨片。因此，我想“爱好艺术”必须是小资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书籍，要爱之如命。第一类，哈佛商学院MBA教程（兼爱《厚黑学》、《人际关系宝典》之类），由此扩展到一切商业类书籍包括股市发财经、证券外汇理财经和国内外商业名家和成功人士如巴菲特、乔布斯的商业经和发明经及其传记，李开复、张朝阳、马云们的创业史等等。第二类，古今中外的色情小说，纸板和电子版不限，最好是电子版的，下载下来看方便。第三类，与宗教有关的各种书籍，这些书帮人修身养性、宁静以致远、满腹经纶、古道热肠、豁然醒悟看清世界尤其看清毛泽东时代的本来面目，然后就爱人爱动物爱世界爱万物。这对于和谐社会犹有裨益。当然，有几类书不能太过用心。一是文学类，上面说了文学不能爱，因此，凡是取到提高和净化了人类精神的国内外经典文学作品，都不能看，要看也只能看看电子缩略版，或者动漫版。至于心理阴暗的我国鲁迅的写作，见到了就要立即付之一炬。二是历史不能看，要看就看改开以来的脑残版，而且尤其要看“揭秘历史真相”的脑残版，以便小资集会茶余饭后有谈资，骂骂毛泽东，赞赞邓小平，不当傻瓜。三是哲学类，无论深浅繁简都不能看，这些是右而左这类不能与时俱进的政治脑残们看的。
对于环境要特别的关爱，倡导“绿色和平”，推崇“NGO”建设。相关地，要特别的有爱心和善心，要积极支援“希望工程”，时时刻刻慈善捐款。最重要的是还要加入教会，吃一两片免费面包，捐它十万八万的，不如此不能显示自己的博爱之心。
……
这样一种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完美惬意的小资生活，需要多大的“物质量”（钱）才能托得起来呢？同时，又需要什么样的外部社会条件来保障才能实现呢？后文我将通过观察主参照组（也就是1977-1985上大学已经历史性完成小资嬗变并且其地位不可撼动的老一代小资）曾经所拥有的社会条件，并分析辅参照组(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三类人群及其后代)几乎实现对当前主要社会资源的垄断，来告诉新一代小资，老一代小资曾经拥有的那种外部社会条件一去不复返了，只要当前社会结构不做革命性变革，他们就已经整体性钻进了各种“成功人士”联合国家政权打造的“历史风箱”，即夹在“成功人士”与“民工”之间，成为经济上被捕捉甚至被消灭的耗子，他们拥有的前途就是，集体向“成功人士”交出存量财富，靠贡献天赋才智和年轻的体格，赚取微薄收入，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小资梦，终归只是梦。
五
以上省略号表示小资精神世界还有更丰富的东西。
或许有读者觉得我定下的标准太高了，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水平。我已经说过，小资生活方式完全没有统一标准。我只是觉得，老一代小资80年代刚起步的时候干过的那些，例如穿条15块就算高档的时尚牛仔裤或者喇叭裤，配件8块钱的花衬衫大街上与女朋友拉着手招摇过市，行至街角或者树底下，环顾左右之后，猛的来个KISS，要不电影院里黑灯瞎火醉翁之意不在酒，彼此上下其手，又不敢大肆动作，泡它约莫两个小时就觉得很甜蜜，总不能拿到21世纪已经“发达了”的中国作为小资标准吧？这些小活动现在恐怕只能算是城市保安及其洗脚女女朋友们的专属活动，而且恐怕他们也大大超过这个追求，例如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环境和生存现实愤怒到无可忍受的时候，就可能借着摇头丸在DJ狂蹦乱跳大半宿，高兴的时候则十个二十个一伙到以小时计费的“量贩式”低档KTV声嘶力竭吼叫到凌晨两点。这是80年代的小资们想也不敢想的，如果这些就是大家以为的或者新一代小资们以为的小资生活，那我这篇文字就纯碎是“我这老一代小资”的自我陶醉了。
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小资不起来的，而这个物质基础，是必须要达到中产阶级水准的。中产阶级，只重“产”要达到“中”级，毫不在乎精神世界在什么级。例如浙江温州台州地区，本地常住人口，除了富翁基本都是中产阶级。他们都是名牌满身，有装修相当不错的独立住房，开着豪华进口车（远不只是我上面提到的20万的标准）。但是，他们中许多人，因为精神世界几乎是沙漠一毛不长，显然只是中产阶级，不是小资。小资所以为小资，区别于中产阶级的，不在物质方面，而在精神方面。小资一旦失去精神世界，就很自然堕落到中产阶级行列。
那么，多大的“物质量”（钱）才能托得起来以上新时代里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完美惬意的小资生活呢？这因人而异，也因地域而已。为简单起见，我套用“资本项下”和“经常项下”这两个外贸术语，将住房及其配套设施和汽车计入“资本项下”，其他一切物质的日常开支和精神产品需求开支计入“经常项下”，以北京为参照系概算各项下开支如下（住宅价格和职工收入之比，全国各地具有相对一致性，故外埠地区，只需要用这个比率作为修正系数来进行修正，即可得到各地区数字的大致数据）：
北京4环以内即使北京市公房上市房（含央企房改房）均价也不会低于35000/平米（西南四环边某些地段除外），商品房则会高出此价很多，而且因地段千变万化。我就以35000作为最低价考虑，100平就是350万。所谓体面装修，即使简装，也不能低于25万（复杂一点点就要30-50万）。家具（不含电器），中档全套20万不算多。家庭影院（按最低的“5加1”音响）全套配置外加其他必需家用电器如冰箱、洗衣机、空调等，15万不算高档（艺术类装饰，美院学生临摹的油画，免，改用网络下载风景美术照片代替法国印象派风光油画，人体艺术照片代替西洋人体油画，放大框起来；或者随便摆弄一些东西，如几根稻草、数株麦穗、三两块小树皮，一两片残叶并枯枝若干，各个摆放合适衬以相配的底色绸布或者彩纸框裱起来，其实也非常有艺术感，真论小资味道，没有比这更足的了。所谓假古董，去官园、菜市口花不了多少钱，也可以整回来一堆，摆放合理，背景色彩匹配得当，也会十分美观。这样就省去一大笔，这项开支我干脆也忽略）。
以上合计410万，汽车已经确立为20万，累计430万。在北京，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或者体面小资的年收入应该在15万（给小资们一点信心）。假定未来通货膨胀系数和工资增长系数幅度同步（这肯定是最乐观的，其实不可能），那么即使按以上最粗略和最省钱的方式估算，也相当于15万收入者约29年的总收入。“29”这个数字大概要低于网上大家看到的“住房和收入比”，可见我还是保守的。”
“经常项下”包括日常吃穿用、车马费、自我小资情感提高和工作技能提高教育、孩子教育（在北京这是无底洞开支）、请客送礼、孝敬父母、水电煤气、各类单位不提供的保险、健身、旅游（国内外）、体育爱好、艺术爱好及相关收藏、一夜情、婚外红颜知己，其他不可预测开支等等（先不考虑房屋贷款月供），15万的年收入够不够呢？我可以肯定的说：不够！为节省篇幅，具体计算就不做了。
这就是说，如果你是单职工，你要么及时行乐，把全部收入用于小资生活“经常项下”开支，成为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并“蜗居”起来，别做独立住房梦；要么你就学功夫大师“避谷”，不吃不喝，也不作任何其他物质和精神的消费，又能朝九晚五每周工作五天，赚取年薪15万，凡29年之久，积29年之总收入，得到那套100平米的住房以及其实很普通的相关配置。可是，无论哪种情况发生，你都没有资格说你的生活达到了小资水平！即使你已婚，基于以上估算，你们也必须贷款，用一个半人弱一点的收入勉强过现实的小资生活，半个人强的收入支付月租（假设贷款仅在200万左右），前提是，两个人的年薪都要达15万，作为普通家庭出来的小资追求者，这可能性有多大？几乎为零。
这就是说，无论怎样简单计算，即使对象/夫妻双职工，一方年收入达到15万，想拥有100平的内部设施过得去、确有小资味道的住房，靠攒钱是一点戏都没有。所以，现在才房奴这么多，蜗居者这么多，一个个嗷嗷叫。换句话说，单身也好，小夫妻也好，普通家庭出身的小资生活追求者，未有好爹妈无私支援，光靠自己是完全没有可能在当前住房价格水平和其他物价水平之下，实现我以上界定的所谓小资生活的。
但我又可以确实告诉新一代小资，老一代小资中的许多人是的确已经实现了这个水平的小资生活的，并且毫无疑问将继续享受这种生活，直到他们人生的终点站。至于这个“许多人”到底是多少，具体数量则又是一把可以戳破改革开放实际成果牛皮的尖刀，也是足可以震醒新一代小资之梦的又一声炸雷（详见本文下）。
六
看到我说15万的年薪，一些人可能眼红了，一些人则觉得我说离谱了。是的，15万只适合一个很小的人群，绝大部分小资，不管是老一代小资（1977-1985年入高校），过度代小资（我设定为1985年以后入校2000年前离校），还是新一代小资（2000年后离校入校），达到这个水平的，即使在北京也不是很多。而新一代小资们的真实境况是：
即使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在北京已经很难找到工作，更不要说合适的工作，年薪达到15万的工作。他们只能到外埠，找一份工资微薄的工作。据华尔街邮报引用教育部数据说：“北京清华大学去年调查6,0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发现，69%的毕业生起薪低于农民工。目前政府统计资料显示，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在2,200元（345美元）左右。清华大学的调查发现，非名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只有1,903元”。
这些数据准确吗？我可以用我直接观察到的具体情形说明它们相当准确：在广东的农民工，很大部分月收入在2200-2500区间，浙江江苏一带的农民工，则月收入在2500-3000元水平——明显高于广东地区，这可能是这一带社会治安远好于广东地区的一个原因。但这不意味着江苏浙江一带有足够的用工容量吸纳广东民工向江浙转移。
现在在北京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工资在2000-3000元水平的大有人在。我还知道现在王牌央企公司，自2000年以来，新招的大学生乃至博士生，都是“合同制”，近年来给大学生开出的合同期工资一直在2000元的就不少。这些单位开出如此低工资之后，态度还强硬的很：不接受就另请高明（尤其对男性小资求职者更是如此），为了留在北京，或者为了获得第一份工作经历，图谋未来前途，这些大学生只好接受。北京尚且如此之低工资还大有人在，全国平均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说，现实提供的就业和工资数据，比我上个小节美化了的量化说明，更能直接告诉新一代小资：你们的小资梦，终归只是梦，现在还可以做一做，以后连做梦的机会都不会有多少日子了。当前社会结构已经阶段性定型，若无革命性变革，你们就已经整体性钻进了“历史风箱”：风箱的一端是毛泽东时代，另一端是你们中绝大部分人向往的美式资本主义，这个风箱本身就是特色社会主义。现在，靠近毛泽东一端，站着乌泱泱的民工，靠近美式资本主义的一端，站着把持社会几乎一切有效资源的各阶级的“成功人士”，你们将成为经济上被“成功人士”捕捉甚至消灭的耗子，如果你们已经处心积虑积攒了些什么并寄居于股市当寄生虫，以图成就小资梦，那么你们中的绝大部分将必然地如数向操控了股市的“成功人士”阶级交出你们的拥有，然后被他们驱赶进民工的队伍，而你们的命运将必然比民工更惨。因为，你们一没有民工的体格和体力、二没有民工的勤劳与克俭，三没有民工的自律与纪律，四没有民工的技能和经验，五没有民工的公平与正义之心……，你们本该有而没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不该有而有的东西也太多了。
你们拒绝平等，迷信自由，不知道平等是自由的前提！你们曾【无视父母的财力物力时间，自由选择高档食品衣服鞋帽，自由选择小学中学大学，无视自己身心的承受力，少年时候就自由交友自由恋爱自由性，并自由打人骂人包括自由打骂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爷爷奶奶，进而在长大成人的时候，自由追星捧星造星……自由上网自由言论，自由抱怨这社会无耻黑暗，自由崇美哈日，自由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最完美的归宿，自由埋怨社会主义真他妈的这个那个，自由的诅咒毛泽东真他娘的人渣，万世不出一个的恶魔，一切都是他把老子害的，我操老毛他八辈子祖宗！】（引自本博《生于专制死于自由》。
但是，你们实际没有思想，也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你们的思想实际是迷信。因此，你们的“自由”将必然连同你们的“斯文”和小资情调，被历史的秋风像扫落叶一般扫进垃圾堆。
如果你是女性小资，你在现实里的命运将更难以预测了。最近流传出“北大副院长”和“教授”淫乱案（他们连食堂的小妹都不放过，还能放过“有文化有风化”的小资美眉？），我一点不怀疑那不是造谣。去看看北大的传统就知道了，那些文质彬彬的禽兽，不过是发扬光大了他们前辈的传统（请参见“老江湖何新”一文谈北大历史部分）。如果那是造谣，我保证以下不是造谣：
某王牌央企公司，多年前开始，新招职工一律合同制，那些女大学生到女博士生，合同工期间，为了谋求转成正式工，获得15万（实际高出一倍也不止），先要排着队等待顶头上司（从科长到处长）“临幸”，然后到人事部（现在一般叫人力资源部）再排队接受“临幸”，最后到了总裁那里继续排队接受“临幸”，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也决不争风吃醋，只是默默的继续等待着。十足“和谐社会”。最后是那些姿色最超凡出众者，才优先获得转正机会。这样的单位，大家知道，录用女大学生以上合同工的时候，本来就与选美毫无二致，所谓考试之类，是过场，是为了陈有西们倡导的那种“程序正义”，姿色是实际的第一要素，也是唯一要素。这家央企，有个尽人皆知的故事，一位美貌的求职女大学生给总裁写信，说只要能为这家公司效劳，贡献才智，当清洁工也成。玉照奉上，总裁果然破例面见。后来在全公司职工大会上，总裁讲过大致这样的话：我们公司为什么不该有霸气？年轻美貌的大学生愿意来当清洁工！这说明我们公司是年轻人的圣地，是众望所归。这样热爱我们公司的人不要，那还要谁？这位漂亮的女大学生被录用后，真先在总裁办端茶倒水一年，之后就被放到步步高升的位置去了！新一代女性小资们，谁若有过类似不美好的记忆（当然，用与时俱进的观点看，或许就是美好的记忆），恰有读到我这文字，别不好意思！也不要难过。这不是你们的错。
那么，到底为什么你们会遭遇这样的命运？并将必然为时代所捕杀？
七
（到底为什么新一代小资会遭遇上文描述的命运并必将为时代所进一步捕杀？）
答案就在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构造和这个构造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
最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逆毛泽东之路而行，走了一条政治上宗派化、文化上复古、经济上退向原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反现代化之路。具体表现是，以儒家道统为依据的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先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鼓动声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全面地死灰复燃了。来自底层社会的成员，无论出在哪个地域、哪个行业，都实质上失去自身能量，变成被动的和死的社会质点，被安放并固定在这个等级系统的格子构造之中，无法动弹。
这个格子构造的最初设计者，是前文提到的改开初期的“权力顶层及其附近的小股人群”，时至今日，它的维护者、加固者、修订者和完善者，已经发展壮大为一个更加复杂的综合人群，其成员不但来自那个特定的小股人群及其后代，更来自前文同时提到的另外两个人群（“智者”群和“另册”群）及其后代，最为关键的是，还来自最有知识最有活力最有进取精神最大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的老一代小资和任何社会阶层（含社会边边角角）经济上跻身中产及中产以上阶级者(包括黑社会成员)。这个综合人群可以简而言之称做“成功人士”。
一般而言，“同质”的人具有“同质”的思维。就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言，“成功人士”彼此具有同质性，相互之间相容性较高，因此不论他们在什么社会具体位置，彼此是否认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趋同性和相对一致性。这好比教育程度类似的、生活阅历类似的、年龄接近的、兴趣爱好类似的不同人群，归类后内部之间彼此容易沟通理解，思维和行动容易彼此形成默契。这一同质性思维和行为，决定这些“成功人士”的自觉行为，不自觉地形成一张罩住整个社会、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天网”，将任何闯入者捕杀之，用做他们自己的食物和补充营养，就像蜘蛛结网捕杀蚊虫那样。如果他们的自觉思维一时间达不到高度的默契，不能自觉产生共同一致的行为，去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通过顶层权力及其操控的宣传机器发出的信号，自觉完成行为整合，或者通过如同各级党校这样高度组织性的公开的合法的内部系统协调相关行动（读者略略考察一下现在的宣传机器的发声方式和各级党校定期集聚包含以上所有各类人群的“成功人士”进行培训，就不难理解这些）。
政治上，他们最关注最倡导社会和谐，最高调宣传法制和公民意识，“决不承认”阶级的存在，“拒绝”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并且把有这种倾向的任何个体和组织确定为罪犯或者恐怖分子。他们要求这个群族以外的人对他们要遵循中国的传统伦理，即，共存法则，死到临头也不要做任何反抗；而他们反过来对于这些人却遵循西方人的传统伦理，即自然法则，生存还是死亡？凡异我之心者，置之死地。
在经济上，他们是这个社会最理性的“理性人”群族，在过去30多年社会重新向等级系统的变迁中，以最小的付出获取了最多的好处，完成了各自财富的积累。这个积累与一般而言的合理合法的“个人奋斗”没有什么必然性因果关系，实质上就是一场顶层权力发动的几个群体联合瓜分毛泽东积累起来并留给子孙后代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的空前绝后的历史犯罪。任何人，包括新一代小资，不要希望他们会良心发现，将犯罪攫取的财富自觉返还给历史，成就工农阶级重建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和新一代小资们的小资梦。
“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试想，现实中即便是一个家庭内又有多少人富有之后会去带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富有？充其量是有些人会不自愿的或者迫于伦理道德压力，给出一点接济。有血缘关系的尚且如此，那么自相残杀的“理性人”之间又怎么愿意“先富带后富”呢？现实的共同富裕之路，必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富有之路，而不是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之路。卢梭早在约270年前就告诉人们：人不可能通过行善而变得富有，也不会将自己的财富散发一空以救济穷人减轻穷人的苦难。因为这是违背人类自身贪婪之天性的。人类本性贪婪，要变得富有，就得积攒每一个便士，就必须铁石心肠拒绝慷慨。一旦变得富有，他们将不会以穷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穷人所以对于穷困带来的苦难感觉敏感，仅是因为贫穷之故。最容易获取财富之路是最不道德之路。致富的努力，一有机会，就将驱除行善的欲念。这也就是说，社会主倡的“理性人”学说，让“先富带后富”的致富理论，在实践中必然破产，对比于社会主义的集体致富学说，它才更是真正的“乌托邦”。
“成功人士”的行为具体到他们之中各个具体的人群，不难看到，第一类，顶层权力及其附近的小股人群及其后代，因为他们具体掌握着国家机器，是这个等级制下格子构造的最坚决的保卫者；第二类，“智者”族，他们寄生于这个等级制的罪恶性，进退有度，自身的善恶表现依情势而定，但绝不会充当这个等级制的破坏者；第三类，“另册”族，他们曾是这个等级制重建过程中的底层施工者，场地工头等等，他们正是依靠这个等级制的再造，才扬眉吐气，摇身一变，从“另册”转入“正册”，他们中的任何幸存者只会坚决的站在第一类“小股人群”的立场，最坚决的维护这个等级制，而且“小股人群”不便出面的诸多恶行，他们都会乐意去干。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的腐败以至于此，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们和第一类“小股人群”合谋的杰作。社会其他各阶层（包括边边角角）的诸多人群（包括黑社会）都陆陆续续成为了这个人群的后备军、新鲜血液，不断加入其中，壮大着这个人群。
这就是新一代小资做着小资梦的时候必须要全力面对的复活后的等级制的格子构造和这个构造中主要的“成功人士”及其行为方式。基于这些，我认为新一代小资将为这些人群所主宰的时代所必然捕杀（这几个人群中少数通过继承父辈的物质财富又通过自身的精神嬗变而成为新一代小资者除外）。
八
以上我有意忽略了“成功人士”中“老一代小资”。
老一代小资的行为是最微妙的。他们具有十足的两面性，并正在发生着对立的分化。这个人群是毛泽东曾寄托希望的群体，他们许多人拥有“突击队员，劳动标兵，铁姑娘，知青，回乡青年，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少先队，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等等”身份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同时他们也是这个时代走上“反现代化之路”以来表面上的直接得益者和得意者人群之一，他们事实上参与过“瓜分犯罪行动”中的“喝汤”，以至于挤身于中产阶级，成为老一代小资。他们是第一类所谓“小股人群”试图彻底驯服而为自己所用的一群，但他们从来没有整体性屈服。因为，他们中有向忠发式的叛徒，陈独秀式的“二次革命论”者，却也有卢梭式的忏悔者，聂赫留朵夫式的复活者（注：聂是托尔斯泰《复活》的主人翁，他自身不是小资而是贵族，他“复活”后皈依基督教为我所不赞成），……，总之，五颜六色，丰富多彩。他们是新一代小资天然的和道德的前辈，新一代小资可以从分析他们的历史演变和分化过程，完成自己小资人格的建造。此处，我不对他们进行多层面的观察，仅就他们如何曾经获得合适的社会起点条件给新一代小资们一些参考。
1977年-1985年入校（本文确立为“老一代小资”入校的年份）平均每年不过30万左右，就以30万概算，九年累计不过270万。
这些人，就算全部留在国内，一个没有亡故，全部成为小资，也只有约270万。事实上，这270万有巨大的分化，改开以来公派留学生主要出自这些人，而滞留国外未归者达数十万，77年和78年高龄入校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离退休了，270万中余下的很多到现在为止，也只是工作稳定，小有职权，住着原住公房房改来的住房，温饱之后略略有余，只有很少部分成为大型工矿企业领导、商贸企业CEO、各级政府官员、博士生导师、科学家等等。另有一小部分敢于冒险者，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刮起的市场化狂潮中下海转身成为商人而大富大贵（1980年代下海的主体基本上是前文中提到的三类人，尤其以第三类人——“另册”群为最多）。经过这样的分化之后，确实成为本文意义上之小资的“老一代小资”其实数量很受很少。所以，我在第五小节里说：至于这个“许多人”到底是多少，具体数量则又是一把可以戳破改革开放实际成果的尖刀，也是足可以震醒新一代小资之梦的又一声炸雷。
关于这老一代小资人群成功跻身小资行列的具体社会起点条件，为了增加说服力，我只好再来一次“现身说法”（在“老江湖何新”文的第二次说明中，我已经现身说法一次了）
1983年我大学毕业，时年20周岁。读者可别以为右而左是过人的聪明，其实不然。1983年毕业的大学生很大部分是20-21岁（16-17岁入校。只有1977-1978年入校的大学生年龄偏大，有的还非常大，儿女都上初中甚至高中了，因为他们主要来自社会上的中青年。79年入校者基本是应届生）。这得益于文革提出的教育改革：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革命之后，从小学到高中实行9年制教育（1973年邓小平复出，有过短暂的“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延长学制半年，合计9年半。后来恢复高考，时间是夏季，而不是传统的冬季，也是此次“回潮”延长半学年的产物）。
历来都有不少孔子的孝子贤孙立论说是孔子使中国教育平民化了，而科举取仕则显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各阶级的平等。他们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孔子不光接纳地主贵族奴隶主的后裔为弟子，也对平民敞开办学的大门，科举考试则让平民子弟可以和官家富家子弟同场竞技，平等进入主流社会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在这样的“平等”之下，几千年来，真能读出“黄金屋（升官发财）和颜如玉（靓妻美妾）”的，还几乎都是官家和富家子弟，平民子弟凤毛麟角，所谓“平等”实际上不过是水月镜花，实乃孔子的孝子贤孙们的愚民宣传而已。
1905年，废除科举，引进新学，但是略知历史者都知道，教育依然没有真正走向平民，更不用说普及化，以至于1949年毛泽东初掌中国，还是主要地依赖旧知识分子（其中少有平民子弟，延安红色政权培养的不算）来管理国家。这决定了“1957年事件”的阶级基础，也决定了毛泽东后来不惜一切代价，将学校开向平民，努力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教育队伍和接班人队伍。这样才有文革中的教改。
国家当时那样贫穷，却要向全国工农子弟免费敞开各级学校的大门，高校更是特别降低门槛，大门向田头的农民、生产线上的工人和哨所的解放军战士直接敞开（改开以来直到今天，总有小资和其他人在嘲笑未经过严格高考就进入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就是张召忠这样的“大家”，也在被嘲笑之列。他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战争进程有过不符合后来实际进程的预测，我就曾读到有人调侃他预测不准是因为他是“工农兵学员”，底子薄。这类人的举动，反映出的恰是他们自己对历史的浅陋无知和他们内心的卑微与黑暗。我敢说，张将军预测不准，什么都可能是理由，唯独“工农兵学员”身份不是理由）。
毛泽东完成的教育革命，真正击碎数千年的教育体制，实质上做到了而不只是像孔子那样名义上做到了使教育平民化，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在平民化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实现了教育的普及化。中国改开以来的一切所谓经济成果和社会成果，无不是以毛泽东完成的教育平民化和普及化为根本前提和保障，现在每年接近6百万的大学生毕业，根本上讲也无疑是这个教育平民化和普及化的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延伸。
国家基本制度让每个国民享受到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我一个湖北偏远山丘地区农家孩子（兄弟五个，本人行三）能够20岁系统完成高等教育的第一前提。它奠定的是当时我这样的农家子弟和其他红色贵族阶级子弟基本一样的人生起点。我和我的工农阶级的同龄人，一些后来能够成为老一代小资中的佼佼者、商人、大型工矿企业领导、商贸企业CEO、官员、博士生导师、科学家等等，都是因为这个相对平等的起点。
“后空翻转体三周半”永远只属于10米高台上的竞技者。试想，如果我们是站在3米跳板或者跳水池池沿，官家富家子弟是站在10米跳台上，我们是无法做出比他们更优秀的跳水花样的。即使他们是最拙劣的竞技者，10跳台的金牌也一定属于他们。本届奥运会上，体现奥运会原初纪念涵义的马拉松长跑金牌为乌干达选手获得、银牌铜牌分别为肯尼亚选手所获得。如果没有国家不分大小，不分穷富，都有平等的参赛资格，奥运竞赛有相对公平公正的规则，三位黑人选手是不会有机会站在全部奥运会中惟一在闭幕式上举行的最隆重的颁奖仪式上的，乌干达、肯尼亚的国名也不会为世界那么多人所知道，就是知道也只会是因为那里的战火、贫穷或者爱滋病。
是否同样的起点决定此后的竞赛是否公平和公正，竞赛结果是否具有正义性和合道德性，这正如重量级的拳击选手击败轻量级的拳击选手，完全不具有正义性和合道德性。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所获得的人生起点是毛泽东所确立的社会制度提供的，而不是来自1977年恢复的高考体制。即使没有高考，我们也绝对能从各个位置脱颖而出。因为这才是毛泽东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本来目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无法解释，我们那些没有考取大学的中学同学，绝大部分在物质上并不在我们之下，而他们在各自家乡所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治强力和社会地位，更不为任何后来者所能撼动。
接下来在毕业分配中所体现出的机会均等、择优录用，又一次见证了当时社会的主体的平等，并决定性地确立了我们这些人的终极命运（后来参与“喝汤”只是展开了这个命运的物质化过程而已）。
那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包分配，我的同学，除了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者外，成绩好的进入国家级科研院所和国家机关，中等的留校任教，差一点的也是省级科研机构和省直机关，个别同学则响应号召，主动到边缘地区如新疆西藏安家落户。同学来源有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有陕西的黄土塬、秦淮河畔的水上人家、河南的桐柏深山，……。分配中虽然个别人会搞些小动作，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出现了北京的留不到北京，上海的回不去上海，广州的只能梦回广州，黄土塬的到了中国科学院，桐柏深山的到了上海市政府机关，而我这个上大学之前没有进过县城的湖北山沟的则进了国务院某部，……，决定去向的主要不是后台，不是姿色，不是富有，而是综合考试成绩、在校的综合表现和同学的评议等等。
有些人可能以为这实在是太童话世界了，然而，基本事实就是这样。它代表的是当时全国大学毕业分配中的绝对主流，而非主流的，也就是在绝对秘密中完成的，很可能仅在涉及一个特别集团里的人群时才发生。例如，我到某部位报到之后不久，和从全国各高校新分配来的学生一道接受相关领导的训示，我们之中有一位，比我们大家的年龄要大很多，他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与我们大家也完全两样。后来，我得知他是某大人物的公子。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他就神秘失踪了。若干年后，我发现他自己也已经成为大人物了。
这位当时某大人物的公子所代表的，就是“顶层权力附近的小股人群”。他们的父辈就是那些逆毛泽东之路而行，以改开名义设计了“等级制下格子构造”，领导中国走反现代化之路的那些人。这种当时事涉某特殊集团子弟的非主流的暗箱操作手法，预示了社会重归等级化的变迁，而且随着这一变迁的实际发生，就逐渐演变为社会的绝对主流行为。这种状态一经形成，今日中国社会的等级制下的格子构造就宣告定型，各底层阶级来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被动的和死的社会质点，被固化在原位。一些人想像出身底层阶级的于连那样向上层阶级穿越，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也只会是牢房和夺命的枪弹。
九
新一代小资从以上文字里读出了什么，我实在并不完全知道。文章写到这里，原本要说说小资们在这个格子构造中该如何化蛹为蝶，细思之后还是决定留给以后单作一文，先奉赠以下一些后续思考。
有位在特大型央企工作的老一代小资朋友，因公去了趟印度，看到名气很大的印度城市竟然脏乱差如同我国落后地区的农村小镇，回来后毫不掩饰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朋友问我，印度为什么还是那么落后，比我们中国落后了几十年？——朋友嘴里的“落后”单指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的，他走马观花，无从说起。我告诉他：“因为印度种姓制度没有被消灭”。朋友不解，嫌我这解释太抽象，不着边际（类似地，我想，读到以上我关于等级制复活和格子构造的叙说，一些人也会觉得我太抽象，不着边际）。
印度的落后，当然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毫无疑问，最根本的原因是代表社会等级不可逾越的种姓制度，隔断了各种姓之间的平等交流，使各种姓之间公平开发和利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成为不可能，即使有所谓民主政治制度为依托，其社会发展也不可能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要求合拍。前些时候，有报道说有印度政府组织的一个青年考察团来华，种姓高的团员对同团中种姓低的团员颐指气使，视同奴仆，还性侵种姓低的女团员，甚至对中方的女翻译也不放过，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印度国内一些媒体怒斥“这些印度败类损害了印度的国格，丢脸丢到中国去了”。这个事件不过是印度种姓制度造成的汪洋大海的社会问题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观一滴水而见大海，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于此可略知一斑。
在我国，儒家道统构建的等级制，两千多年来，在毛泽东之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真正撼动。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贤，曾在约100年前大力倡导全社会向孔教猛烈开火，所谓“砸烂孔家店”，但事实上，因为提出的目标抽象，行动不得法，他们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接过这些先贤旗帜的毛泽东则不同，他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全貌进行分析之后，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明确提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是四种具体的“封建特权”：皇权、父权、夫权和宗权。
毛泽东指出的这四种恶瘤，基本就是儒家等级制主干构件，同时又如同毛细血管深入到我国社会肌体的每一个微细组织（包括家庭），形成我国某台湾学者提出的“大传统”（庙堂文化传统）和“小传统”（民间文化传统）。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就如同印度种姓制度对于印度社会的危害。这些具体扫除目标的确立，使当时中国的革命在反帝的同时所进行的反封建不再是书生论道，而成为自下而上目标具体明确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运动。此后凡数十年，毛泽东都在和这四种具体的势力斗争，在不同社会阶段，依据社会矛盾的主次变化，确立不同的斗争对象，到他去世的时候，四种封建特权，基本都被他击碎，留下的是他未来得及清扫的满地垃圾和碎片。
在《平等，何以再度成为大众的天梯》一文里，我写道：“中国社会迈向现代的沉重包袱曾被毛泽东在文革中卸下，对比文革前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将毛泽东1956年后曾一度退居二线，后又重返封建角斗场，向奴隶主们开战，不难发现，具有封建君主皇权意识的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他曾经带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支队伍！”。我是否可以说，这几句话的份量，即便是那些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有过系统了解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掂量得出来的？最近30多年来的历史所走出的反现代化之路及其现实后果，已经雄辩地为我这番话做了背书：正是毛泽东曾带领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只队伍中的成员，在毛泽东走后，拾起毛泽东打碎的儒家等级制的碎片和垃圾，驱除了社会平等，重建了中国社会的等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