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养了条狗,摇铃铛就喂它吃肉,摇铃铛就喂肉……久而久之,只摇铃铛狗也流口水。这就是“经典性条件反射”。我一直好奇给人做这实验会怎样。看了《肖申克的救赎》才明白这就是黑人瑞德。老瑞在大牢里关了四十年,每次上厕所都必须“报告长官”。出狱后去了超市打工,每次上厕所也要“报告长官”。否则尿不出来。
凡是人,就会自私贪婪以及梦想得到特权。如果没有制度约束,你送瓶天价茅台再搭个文工团员给美国人,他要是义正词严拒绝“俺不是那种淫儿”,肯定是一神经病。还有些朋友爱说中国人人种差,“活该被奴役”。可从巴甫洛夫理论这不合逻辑,不论哈士奇、苏牧还是中华田园犬,你要天天给它摇铃铛,都得流哈拉子。所以不是民众率先改掉了自贪懦这个国家才能进步;而是先行改变了那个实验室,民众素质才能得到提升。
这是最大的实验室,我们天天听着铃铛。你开车行在马路上看行驶最通畅的是官车军车,大脑沟壑渐渐就会长成一个特权交通地图。你看信访办的门进去是窦娥、出来是精神病,如果不是真相信多啦A梦,必得知世上最大的如意门是领导的家门;你家小孩天天喝着毒牛奶吃着地沟油,出于物种保护你肯定也想混成公家的人……这些都是训练出来的,和思想境界无关。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你怎样,他就怎样,你让他知道怎么才能保护自己,他便怎么保护自己。
中国的特权越来越糟了。过去天天吃饱饭是特权,现在天天能吃上安全饭才是特权。过去生二胎是特权,现在能把二胎生成外国孩子才是特权。所以大家就去拼爹。可拼爹也OUT了,你还在琢磨怎么拼爹,人家都在拼干爹了……
在这样的训练里,特权会给民众带来憧憬,更会给民众带来恐惧。比如越秀武装部政委方大国到底有没有殴打南航空姐,载了一两百旅客的飞机却像可可西里无人区,没有国人站出来作证,最后还是非洲留学生多班证明政委确实“捏”了……联想到跳进西湖救人是乌拉圭女孩,大街上扶起摔伤老人是美国女孩,有朋友又在感叹中国人自私懦弱。可是我觉得不怪国人,怪那个"实验室"。当正义总受到惩罚或不得好报,你刚伸手想扶,就想到这一扶得扶一辈子,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围观。人性本有弱点,是体制/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就像不是狗决定了实验室,而是实验室决定狗。
(乌拉圭女孩的国家和美国女孩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崇尚的是守望相助,对她们而言,救人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而在中国,政府实施高压,对民间的守望相助并不鼓励,正义得不到伸张和政府的肯定,国人不敢救人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
(乌拉圭女孩的国家和美国女孩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崇尚的是守望相助,对她们而言,救人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而在中国,政府实施高压,对民间的守望相助并不鼓励,正义得不到伸张和政府的肯定,国人不敢救人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
我想我已说得够清楚了,还是有些人非常激愤跑来说我污辱中国人是狗……这个情景意趣盎然,我愣了很久才释然,这,正是铃铛训练的一部分。
有些人已自行成为自己的实验室,自行成为自己的那只铃铛。这样说下去将回到那个老话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还是相反。由于受铃铛训练多年,我也是那条资深的狗,所以还是换个思路说明观点。回到美国佬的《肖申克的救赎》,那个监狱有美国人、意大利人、黑人、白人、黄种人……入狱原因、个性大有不同,可监狱严格执行同一个标准,最后不同的人变成同一个人,“报告长官”,不然就没有尿兴。你说是监狱决定了犯人,还是相反?当然安迪是其中异类,他挖呀挖,终于用圣经里面藏着的铁锤挖出一个大洞,跑了出去,终于看见太平洋的海水和梦中是一样的蓝。
经过努力,总会有安迪先挖个洞跑出来。所以现在看新闻联播找幸福感的人越来越少,上微博找真相的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批评者,也必须承认和几十年前相比这个国家开明了一些,否则我现在可能正在“报告长官”。但那个铃铛还在,它的后果是,有人敢上街把同胞的日产车砸了,却不敢在飞机上作证;而香港满大街都是日产车,每回保钓冲在最前头,别说作证,连特首都敢查。
说到香港,联想到最近的事,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经冉云飞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一个90后,成都男生,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念书。他告诉我:前段时间,校方单方面决定把原来食堂的班底换掉,承包给另一家。于是学生们愤怒了,学生会天天贴海报、在校网里严厉批评校方越俎代疱侵犯学生权利,认为学生的事情只有学生自己才有权决定,号召抵制校方武断决定……校方一看,乖乖收回成命。这个成都男生小激动地告诉我,“参加这个抵制行动的好多是大陆去的学生,过去我想都不敢想会发生这样的经历,但这次不仅做了,而且做到了。”学生还是那些学生,只不过离开了实验室。这差不多可以揭开我们争论已久的谁决定谁的谜底。
在我看来,那些学生未必认为原来食堂烧的菜最好吃,他们只是不想做铃铛下的那条狗,摇铃铛就吃肉、摇铃铛就流口水……在我看来,这才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就是独立思想的教育,就是不听任别人摇铃铛就流哈拉子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