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化龙仗义而出
常言道，一部中国史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距我们最近的中华民国史，也弄不清从哪儿说起更有道理。
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国的历史起自1894年，因为那一年孙中山觉醒发奋起而反清；一种观点认为起自武昌起义，因为这场起义终结了帝制，开启了民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民国历史起自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袁世凯政府不仅与大清有法律继承关系，而且获得国际公认；当然，还有主张以1912年元旦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为起点。各种看法都有道理，不过我们在这里更倾向于从立宪党人闪身而退，汤化龙仗义而出说起。
汤化龙，湖北浠水人，生于1874年，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时三十七岁，正当盛年。在这之前，汤化龙是体制内的奋斗者，他在获取功名成为进士并当了很长时间法部主事后，于1906年自请前往日本留学，研习法律。汤化龙之所以在功成名就后留学深造，主要是因为清廷宣布宪政改革，法政成为时髦专业，汤化龙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两年留学生涯很快结束，汤化龙回国后积极投身于宪政改革，成为湖广总督陈夔龙的得力助手，负责筹办地方自治，主导湖北省咨议局筹备。1909年咨议局开局，汤化龙被选为副议长，稍后任议长。
君主立宪是汤化龙那一代中国人的政治诉求，他们相信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蹉跎之后，惟一正确的路径就是仿效东西洋各国实行君主立宪。然而，为时不久，由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重心发生偏移，边疆危机、外交危机接连报警，立宪党人对先前预备立宪方案不太满意，希望清廷因时制宜加快步伐。立宪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希望清廷用宪政去化解危机。
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汤化龙是领袖、是中坚。他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会议主席，其政治信念就是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除了君主立宪，汤化龙不愿认同其他任何政治方案。
基于这样的认识，汤化龙理所当然成为稍后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的反对者。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认同君主立宪被这些皇族、满洲贵族弄成了权贵内阁。此后，汤化龙利用湖北咨议局、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为工作平台，与相邻各省立宪党人紧密联系，广泛合作，期待找到机会迫使清廷改正错误，收回成命，重回君主立宪轨道，而不要这样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瓜分权力。
在清廷宣布皇族内阁之后的几个月，汤化龙等立宪党人想方设法向朝廷施压，但始终没有让朝廷却步。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汤化龙这些立宪党人好像也江郎才尽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车到山前必有路。谁也想不到的时间，谁也想不到的地点，1911年10月10日晚，在武昌，湖北新军一场规模不大的哗变，打破了僵局，终结了大清王朝的历史，也终结了两千年帝制，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
10月11日上午，武昌城内枪声停止，首义领导人手足无措，这些下层军官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拾残局。他们带着浑身疲惫赶到湖北省咨议局，期待咨议局的体制内精英，那些稍具异端思想的政治家能够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湖北省咨议局位于武汉蛇山南端，阅马场北端，是一年前刚刚落成使用的一幢西洋式小楼。这是湖北新政治的中心，聚集了一批湖北地方政治精英
首义官兵在向咨议局集中的时候广发英雄帖，广召官绅前往咨议局商量大事。劝业道、武昌府等衙门官员以及一批绅商、乡绅闻讯前往。但最重要的湖北政治领袖，也就是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却不见踪影。
汤化龙期待政治变革，期待清廷重回君主立宪正途，但对新军起义这样的事情，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一夜，响彻武昌城上空的枪炮声确实让汤化龙感到震惊，但下一步怎样走，他并没有既定方案，因为这样的军事行动远远超出他的想象。那一夜，汤化龙在柯逢时家中彻夜未眠，商量对策。
柯逢时生于1845年，时年六十六岁，为湖北官场前辈，曾在中央任各省土药统税大臣，一度兼任总理衙门大臣。早几天刚刚被清廷宣布授予浙江巡抚，还没有来得及上任就发生了武昌起义这样的事。柯逢时为湖北在籍家居职位最高的官员，既有“领袖绅士”的美誉，当然不能不对湖北局势负有责任，并提供意见。
汤化龙和柯逢时那一夜究竟商量了哪些事，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11日上午咨议局派员在柯家找到了汤化龙，然后由咨议局议员胡瑞霖陪同来到咨议局。
11日下午一点，起义新军代表与咨议局议员及各界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在目前情势下武昌、湖北究竟应该怎么办。
起义军代表在会议开始时恭推汤化龙出面主持湖北大局，理由是，汤化龙为进士出身，有学问；汤化龙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有地位；汤化龙为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有国际视野，在未来对外交涉中有可以凭借的资源。
就湖北政治生态而言，汤化龙当然是收拾残局的最佳人选。他在随后发言中对各界拥戴还是比较受用，坦然表示兄弟汤某乐于出来追随诸位一块儿干，但对究竟怎样一块儿干，汤化龙不置可否，说不出个所以然。
湖北咨议局议员胡瑞霖是汤化龙儿女亲家，胡瑞霖对新军起义的前途并不绝对看好，他不赞成汤化龙现在就出面领导，但怎样拒绝起义军代表的好意，似乎也很费斟酌。胡瑞霖清理思路后表示，现在军事行动刚刚开始，成败关键还在军事上的攻守，汤议长虽说有满腔热情和远大理想，但文人不知兵，徒然站位反而会贻误大事，害了大家。胡瑞霖劝义军官兵打开思路，看能否在军队中找个具有新思想的将领来领导。
对于胡瑞霖的意思，汤化龙心领神会，他赶快接过话题强调，革命事业，兄弟汤某一向赞成。现在武昌起义，各省还不知道，必须先通电各省，呼吁各省新军和行政当局一致响应，革命方才有机会大功告成。再者说，湖广总督瑞口逃走了，他必定会用电报报告朝廷，朝廷收到电报后，第一反应就是派遣军队打湖北，同我们为难。兄弟汤某只是一介书生，军事非我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
胡瑞霖说，革命军真乃仁义之师，连夜作战，市廛不惊，人民箪食壶浆，革命军亦辞而不受。兄弟万分敬佩。革命军暂时所需款项，兄弟胡某可代为筹办。经胡瑞霖提议，咨议局支付一万元作义军临时费用。稍后，又由胡瑞霖出面向商会暂借五万元。
汤化龙在胡瑞霖暗示下没有迅即出面成立新政府，但汤化龙仗义而出，表示愿意尽力为起义军帮忙，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瓦解，标志着一个全新政治架构诞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汤化龙仗义而出，是民国政治的起点.
被迫革命的黎元洪
1911年10月11日下午，湖北谘议局部分议员与义军首领、武昌地方绅商、名流在谘议局紧急磋商，希望尽快创建新政府，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
在各界代表真诚拥戴下，立宪党领袖汤化龙差不多已答应着手筹组新政府。但在关键时刻被他的亲家胡瑞霖暗示阻止。对于胡瑞霖的好意，汤化龙心领神会。他迅速转变态度，诚恳希望大家另请高明。
胡瑞霖、汤化龙是对的。不要说新军起义究竟有多少胜算，因为义军只是夺取了武昌，汉阳、汉口仍在清军手里，这些清军究竟是与义军为敌，还是响应义军号召，都是未知数。义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创建新政府，而是尽快找到一个具有新思想、懂军事的将领出来领导巩固地盘、扩大战果，准备应对清廷随时发动的攻击。
在武昌，最高军政长官为湖广总督瑞澄。瑞澄出身于满洲贵族，认同立宪，认同政治改革，但毕竟利益攸关、职责所在，他不可能认同义军起事，不可能站在义军立场上反对朝廷，只能站在义军对立面。
义军起事前，瑞澄在湖北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有相当认识，他在那几天也确实动手抓捕、处死了一些革命党骨干。瑞澄的这些做法对革命固然破坏巨大，但也正是他的这些颟顸行动加速了义军的军事行动。
起义发生后，瑞澄在总督府组织过抵抗。无奈义军主攻目标就是总督府，义军相信，拿下总督府，就是初步胜利的标志。义军集中全部力量猛攻总督府，瑞澄的卫队根本不是义军对手。卫队顽强抵抗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护送瑞澄一家老小撤退。他们推倒总督府一段围墙，仓皇逃往停在江面的“楚豫号”军舰上。
瑞澄为义军第一号敌人，当然不可能反戈一击领导义军反对朝廷。
在湖北，湖广总督之下有布政使连甲。连甲上任刚20天，职责所在，连甲毫不犹豫站在义军对立面。10日上午，连甲得知新军将有所动作，就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亲赴总督府向瑞澄报告，商量对策。稍后赶回衙门坚守，对进攻义军毫不客气组织反击。终因孤军无援，子弹告罄，相持至黎明，衙门失陷，连甲弃部逃走，与瑞澄会师“楚豫号”。
就湖北新军架构而言，可供义军官兵选择拥戴的将领也不是很多。在湖北新军编练之初，最受张之洞信任、提拔最快、授权最多的有张彪和黎元洪。
张彪生于1860年，时年51岁，正当盛年。张彪早年为张之洞随身侍卫，办事可靠，忠诚诚实，被张之洞视为心腹，连连擢拔，刻意培养。时任湖北提督，总办湖北讲武学堂，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为湖北新军最高指挥官。
10日晚，张彪率两千士卒在第八镇司令部顽强抵抗一整夜。翌日晨，张彪获悉瑞澄总督府失陷后，率辎重营撤至汉阳，试图控制汉阳兵工厂，然后寻机反攻。
从军事实力言，张彪手中仍然有相当力量，被冲散的军队也慢慢向他集结，他有力量猛攻武昌，平息哗变。那时义军群龙无首不堪一击，只是碍于大义，碍于那些义军并不是别人，而是常年朝夕相处的袍泽兄弟，感情深厚，张彪实在不忍与自家兄弟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但他也不愿意和这些“叛军”同流合污，反对朝廷。张彪那一代军事将领，还没有军队国家化、职业化的概念，他们的政治信仰就是忠于朝廷，君主立宪。他们不认同继续实行君主专制。同样，他们更反对革命，反对以暴力手段绑架人民，引发社会动荡。
历史不以张彪等君宪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往前走，新军哗变既是清廷长时期军队政治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军队没有实行国家化、职业化、政治中立的正常体现。新军将领如果持续对当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骚动不表态、不发言，那是朝廷军队政治教育的失败。现在，军队发声了，只能说朝廷收获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张彪没有在立宪党人闪身而退时背叛朝廷，他七次坦然拒绝了昔日部下、今天革命党的诚恳邀请。他的良心使他无法与朝廷割舍，尽管他也曾隐约感到义军行动具有某些正当性。他能做的就是手下留情，等待政治解决。他无法落草为寇，更不愿奔上梁山。
义军指望不上张彪了。张彪之外，在湖北，在武昌，只有一个军事将领还可以期待，他就是黎元洪。胡瑞霖、汤化龙在谘议局会议上所暗示的，其实也是这个人。
黎元洪是被后来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政治人物，其缘故要从民国政治史尤其是民国法统层面，从黎元洪、袁世凯及孙中山等人的关系上去寻找。假如历史主义地看待黎元洪，我们虽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如此酷爱黎元洪，以为他是尧舜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是民国最伟大人物，但黎元洪确实在民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是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黎元洪生于1864年，较张彪小四岁，时年47，年富力强，前途无量。与张彪是外省人稍不同，黎元洪为湖北黄陂人，湖北新军绝大部分官兵都是本地人。这是一个优势。
黎元洪生于湖北，后来跟随其父居家北上，移居天津。1883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第二年正式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黎元洪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其所在战舰不幸被日舰击沉，黎元洪大难不死，投海遇救。
战争还没有结束，清廷就开始了自强运动，接受德国人汉纳根的建议编练新军，南北洋积极回应。北洋有后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而南洋，则有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的自强军。
张之洞编练自强军时向北洋借用人才。黎元洪就在1895年离开了服务十年之久的北洋来到了南洋。离开了李鸿章，投奔了张之洞。
特殊的生命经历使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结交。他不但在清朝官场一路顺风，成为张之洞相当信赖的军事干才，统领着张之洞手下大约一半兵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黎元洪比较中庸、温和的性格早被革命党人相中，以为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当、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的重要领袖之一。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1911年春天谋划将来某一时刻进行起义时，就将黎元洪作为一个重要的争取目标。
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并不意味着他此时就是革命党。事实上，他和张彪等将领一样，都是君主立宪信仰者，对于既成体制的忠诚不必怀疑，他们相信只要朝廷真诚改革，向立宪道路走去，终有一天会实现君主立宪理想。只是黎元洪内心深处谨厚善良，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黎元洪在精神上开始起了一些波澜，觉得朝廷的一些做法比较过分。出于本能，黎元洪对保路运动给予同情。但就总体而言，黎元洪反感暴力，反感革命，更反对将朝廷作为革命对象。所以当义军官兵找到黎元洪，要求他出来领导革命时，黎元洪义无反顾手刃来使，拒绝革命。这对于清军高级将领来说，太正常了。
换言之，如果布政使连甲、湖北提督张彪、统领黎元洪等高级将领在义军呼唤声中轻易转身领导革命，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形？体制内精英对体制应有基本自信，当然会找个理由不革命。
形势比人强。当革命大潮席卷而来，张彪、黎元洪能坚持多久呢？
武昌起义发生后，作为大清国高级军官，黎元洪当然不会听信义军首领的几句忽悠就转身革命、背叛朝廷。如果那样的话，黎元洪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一定大为逊色。他的坚持不动摇是对的，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信仰，也是做人底线。
不过，形势发展远远出乎人们预料，谁也想不到武昌城里的星星之火竟然燎原。当义军1911年10月10日晚向黎元洪指挥部发动进攻时，他已隐约感到这场哗变今非昔比，不同寻常。这不是一般的士兵哗变，这些士兵和下层军官不是为加薪加饷，而是为政治理想。这是最难办的。
铁腕镇压这些朝夕相处的患难弟兄，既不为湖北提督张彪所认同，当然也不会为黎元洪所采纳。谁也不知道事情会走到哪一步，留有余地，是一切政治家的正当选择。于是，黎元洪选择一走了之，他在随员陪同下躲进了一个部下的家里。
黎元洪是武昌城的大人物，他的藏身处也并非那么保密。所以当胡瑞霖、汤化龙向义军代表提出另请具有新思想的军事将领出来领导革命时，义军代表立即明白这个人就是黎元洪。
义军很快弄清了黎元洪的藏身处，遂派员来请。黎元洪出来问话，明白表示，兄弟黎某带兵这么多年，待各位并不刻薄。各位弟兄要革命，要共和，要推翻朝廷，黎某能做的就是视而不见，各位兄弟何必如此与我为难，穷追不舍？
听了黎元洪这番话，义军代表解释说：我等来此没有一点儿恶意，我们只是想请老长官黎大人出山主持，并不是要加害于黎大人。
黎元洪说，据黎某所知，革命党人才济济，我黎某又能做什么呢？各位众口一词表示，黎大人平时带兵最得人心。现在武昌城里的革命党都是军人，如果没有众望所孚如黎公者，谁能领导一切，谁能保证不再发生意外呢？
革命党的诚恳态度深刻影响了黎元洪，军人职责和多年带兵经历使黎元洪不能放弃责任。他肯定想到，参与此次哗变的都是湖北新军，不论这些新军士兵是不是自己的部属，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官予以领导、管理和约束，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职业军人责任心使黎元洪无法退却，他坦然问道，那么到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接洽呢？来人答，到楚望台，与吴兆麟接洽。黎元洪立马表示，吴兆麟乃我黎某的学生，富有军事经验，也有领导能力，今天的事情有他一人足够了，黎某可以不去了。
来人以为黎元洪仍然没有参与革命的诚意，于是强调，黎大人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其实，黎元洪的意思应该是，今天的事情并没有闹到无法收拾，吴兆麟完全有能力将这个事情处理好。作为吴兆麟的老师，黎元洪相信自己的学生没有错，只是他的表达在那种气氛中被误解了。于是各位士兵簇拥着黎元洪前往楚望台。
黎元洪一行还没有抵达楚望台，吴兆麟已派人举枪吹号列队欢迎。尚未在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的黎元洪见到吴兆麟不免一番指责，说你吴兆麟已到而立之年，也老大不小了，为什么做事还这样毛毛躁躁？我们是大清国正规军，是国家柱石，昌言革命组织造反，就是犯了杀头之罪，甚至要株连全家。你吴兆麟学问不错，资格也深，你怎么能糊里糊涂就这样被煽动造反了呢？黎元洪让吴兆麟下令解散这些闹革命的军人，让各位兄弟赶快返回各自驻地，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免不可收拾。
从逻辑和伦理层面说，黎元洪这一番训诫合乎其身份，是对新军弟兄的真诚爱护。只是他这番说辞引起一些新军士兵极端不快，一时剑拔弩张。吴兆麟出面调解，首先劝住各位兄弟不能乱来，紧接着又向黎元洪详细介绍了武昌城昨天夜里所发生的情况，刻意强调瑞口就任湖广总督以来，措置乖张，激起湖北新军全体革命，足证朝廷在过去几个月实在太失人心，各位弟兄不为名不为利，首举义旗，也只是为国家好。经过昨晚战斗，瑞口和张彪等军政高官差不多都走了，现在只有黎大人还在武昌。黎大人素爱军人，甚得军心，现在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老长官黎统领不辞辛苦出山维持。
吴兆麟苦劝黎元洪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场景的典型性类似于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后也是一让再让，所以我们看到黎元洪也并没有很爽快地接受革命军的要求。黎元洪在吴兆麟等人陪同下于当天（10月11日）下午一点四十分赶到省咨议局。据说刚进门，就有一群人高呼“都督到”。黎元洪对此不置可否，是安然自喜，还是忐忑不安？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稍后，咨议局在汤化龙主持下举行会议，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议员胡瑞霖、刘赓藻、阮毓崧、沈维周以及义军各标营队代表出席会议。汤化龙首先发言，表示自己对革命事业从来没有反对过，一贯赞成支持。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必须设法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且湖广总督瑞口走了，他必然会利用随身携带的电台向朝廷报告，朝廷闻信，必然会派兵南下，与我们为难。湖北、武昌的事业要获得成功，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军事时代，必须用湖北的力量顶住朝廷的进攻。兄弟汤某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还请诸位用心策划，兄弟汤某必定尽力帮忙（参见作者专栏《汤化龙仗义而出──民国政治的起点》）。
汤化龙讲话后，吴兆麟发言。吴兆麟表示同意汤化龙的意见，并郑重提请在座各位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总长。吴兆麟说，黎公和汤公均为湖北人望，如果由他们两位出来主持，号召天下，则各省比较容易起而响应。
对于吴兆麟的提议，与会诸人并没有不同意见，但黎元洪坚决推辞，以为万万不可。与会者拿出一份起草好的湖北军政府布告，请黎元洪在上面签字。黎元洪此时方才醒悟这一笔下去可就是与大清王朝彻底了断了，过去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一切从头开始。黎元洪内心深处一定进行了激烈挣扎，在表面上也显得略有紧张，口中念念有词，瑟缩不前。最终还是在义军李翊东的帮助下，代写一个“黎”字。与会者鼓掌称善，黎元洪被迫踏出参加首义的第一步，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这是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个文告，标志着湖北军政府脱离大清王朝而成立。
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确实没有出来主动管事，这应该是黎元洪真情流露，也是革命党人所需要的。革命党人此前已有充分谋划，各种事情甚至文告都有相当准备，他们只是需要黎元洪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真的需要黎元洪指手画脚或者说碍手碍脚。这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另外一种形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黎元洪被迫加入，侥幸成了“共和元勋”，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过的。
随着黎元洪加入，随着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份文告发布，排满革命的思想得到迅速传播，光复汉族，建立民国，成了共识。许多人真诚地以为有了黎元洪这样的大人物加入，革命一定会成功，事情一定会顺利，就连各国领事也对这次哗变另眼相看。这恰是革命党人所要的效果。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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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部中国史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距我们最近的中华民国史，也弄不清从哪儿说起更有道理。
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国的历史起自1894年，因为那一年孙中山觉醒发奋起而反清；一种观点认为起自武昌起义，因为这场起义终结了帝制，开启了民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民国历史起自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袁世凯政府不仅与大清有法律继承关系，而且获得国际公认；当然，还有主张以1912年元旦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为起点。各种看法都有道理，不过我们在这里更倾向于从立宪党人闪身而退，汤化龙仗义而出说起。
汤化龙，湖北浠水人，生于1874年，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时三十七岁，正当盛年。在这之前，汤化龙是体制内的奋斗者，他在获取功名成为进士并当了很长时间法部主事后，于1906年自请前往日本留学，研习法律。汤化龙之所以在功成名就后留学深造，主要是因为清廷宣布宪政改革，法政成为时髦专业，汤化龙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两年留学生涯很快结束，汤化龙回国后积极投身于宪政改革，成为湖广总督陈夔龙的得力助手，负责筹办地方自治，主导湖北省咨议局筹备。1909年咨议局开局，汤化龙被选为副议长，稍后任议长。
君主立宪是汤化龙那一代中国人的政治诉求，他们相信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蹉跎之后，惟一正确的路径就是仿效东西洋各国实行君主立宪。然而，为时不久，由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重心发生偏移，边疆危机、外交危机接连报警，立宪党人对先前预备立宪方案不太满意，希望清廷因时制宜加快步伐。立宪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希望清廷用宪政去化解危机。
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汤化龙是领袖、是中坚。他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会议主席，其政治信念就是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除了君主立宪，汤化龙不愿认同其他任何政治方案。
基于这样的认识，汤化龙理所当然成为稍后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的反对者。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认同君主立宪被这些皇族、满洲贵族弄成了权贵内阁。此后，汤化龙利用湖北咨议局、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为工作平台，与相邻各省立宪党人紧密联系，广泛合作，期待找到机会迫使清廷改正错误，收回成命，重回君主立宪轨道，而不要这样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瓜分权力。
在清廷宣布皇族内阁之后的几个月，汤化龙等立宪党人想方设法向朝廷施压，但始终没有让朝廷却步。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汤化龙这些立宪党人好像也江郎才尽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车到山前必有路。谁也想不到的时间，谁也想不到的地点，1911年10月10日晚，在武昌，湖北新军一场规模不大的哗变，打破了僵局，终结了大清王朝的历史，也终结了两千年帝制，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
10月11日上午，武昌城内枪声停止，首义领导人手足无措，这些下层军官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拾残局。他们带着浑身疲惫赶到湖北省咨议局，期待咨议局的体制内精英，那些稍具异端思想的政治家能够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湖北省咨议局位于武汉蛇山南端，阅马场北端，是一年前刚刚落成使用的一幢西洋式小楼。这是湖北新政治的中心，聚集了一批湖北地方政治精英
首义官兵在向咨议局集中的时候广发英雄帖，广召官绅前往咨议局商量大事。劝业道、武昌府等衙门官员以及一批绅商、乡绅闻讯前往。但最重要的湖北政治领袖，也就是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却不见踪影。
汤化龙期待政治变革，期待清廷重回君主立宪正途，但对新军起义这样的事情，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一夜，响彻武昌城上空的枪炮声确实让汤化龙感到震惊，但下一步怎样走，他并没有既定方案，因为这样的军事行动远远超出他的想象。那一夜，汤化龙在柯逢时家中彻夜未眠，商量对策。
柯逢时生于1845年，时年六十六岁，为湖北官场前辈，曾在中央任各省土药统税大臣，一度兼任总理衙门大臣。早几天刚刚被清廷宣布授予浙江巡抚，还没有来得及上任就发生了武昌起义这样的事。柯逢时为湖北在籍家居职位最高的官员，既有“领袖绅士”的美誉，当然不能不对湖北局势负有责任，并提供意见。
汤化龙和柯逢时那一夜究竟商量了哪些事，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11日上午咨议局派员在柯家找到了汤化龙，然后由咨议局议员胡瑞霖陪同来到咨议局。
11日下午一点，起义新军代表与咨议局议员及各界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在目前情势下武昌、湖北究竟应该怎么办。
起义军代表在会议开始时恭推汤化龙出面主持湖北大局，理由是，汤化龙为进士出身，有学问；汤化龙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有地位；汤化龙为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有国际视野，在未来对外交涉中有可以凭借的资源。
就湖北政治生态而言，汤化龙当然是收拾残局的最佳人选。他在随后发言中对各界拥戴还是比较受用，坦然表示兄弟汤某乐于出来追随诸位一块儿干，但对究竟怎样一块儿干，汤化龙不置可否，说不出个所以然。
湖北咨议局议员胡瑞霖是汤化龙儿女亲家，胡瑞霖对新军起义的前途并不绝对看好，他不赞成汤化龙现在就出面领导，但怎样拒绝起义军代表的好意，似乎也很费斟酌。胡瑞霖清理思路后表示，现在军事行动刚刚开始，成败关键还在军事上的攻守，汤议长虽说有满腔热情和远大理想，但文人不知兵，徒然站位反而会贻误大事，害了大家。胡瑞霖劝义军官兵打开思路，看能否在军队中找个具有新思想的将领来领导。
对于胡瑞霖的意思，汤化龙心领神会，他赶快接过话题强调，革命事业，兄弟汤某一向赞成。现在武昌起义，各省还不知道，必须先通电各省，呼吁各省新军和行政当局一致响应，革命方才有机会大功告成。再者说，湖广总督瑞口逃走了，他必定会用电报报告朝廷，朝廷收到电报后，第一反应就是派遣军队打湖北，同我们为难。兄弟汤某只是一介书生，军事非我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
胡瑞霖说，革命军真乃仁义之师，连夜作战，市廛不惊，人民箪食壶浆，革命军亦辞而不受。兄弟万分敬佩。革命军暂时所需款项，兄弟胡某可代为筹办。经胡瑞霖提议，咨议局支付一万元作义军临时费用。稍后，又由胡瑞霖出面向商会暂借五万元。
汤化龙在胡瑞霖暗示下没有迅即出面成立新政府，但汤化龙仗义而出，表示愿意尽力为起义军帮忙，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瓦解，标志着一个全新政治架构诞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汤化龙仗义而出，是民国政治的起点.
被迫革命的黎元洪
1911年10月11日下午，湖北谘议局部分议员与义军首领、武昌地方绅商、名流在谘议局紧急磋商，希望尽快创建新政府，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
在各界代表真诚拥戴下，立宪党领袖汤化龙差不多已答应着手筹组新政府。但在关键时刻被他的亲家胡瑞霖暗示阻止。对于胡瑞霖的好意，汤化龙心领神会。他迅速转变态度，诚恳希望大家另请高明。
胡瑞霖、汤化龙是对的。不要说新军起义究竟有多少胜算，因为义军只是夺取了武昌，汉阳、汉口仍在清军手里，这些清军究竟是与义军为敌，还是响应义军号召，都是未知数。义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创建新政府，而是尽快找到一个具有新思想、懂军事的将领出来领导巩固地盘、扩大战果，准备应对清廷随时发动的攻击。
在武昌，最高军政长官为湖广总督瑞澄。瑞澄出身于满洲贵族，认同立宪，认同政治改革，但毕竟利益攸关、职责所在，他不可能认同义军起事，不可能站在义军立场上反对朝廷，只能站在义军对立面。
义军起事前，瑞澄在湖北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有相当认识，他在那几天也确实动手抓捕、处死了一些革命党骨干。瑞澄的这些做法对革命固然破坏巨大，但也正是他的这些颟顸行动加速了义军的军事行动。
起义发生后，瑞澄在总督府组织过抵抗。无奈义军主攻目标就是总督府，义军相信，拿下总督府，就是初步胜利的标志。义军集中全部力量猛攻总督府，瑞澄的卫队根本不是义军对手。卫队顽强抵抗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护送瑞澄一家老小撤退。他们推倒总督府一段围墙，仓皇逃往停在江面的“楚豫号”军舰上。
瑞澄为义军第一号敌人，当然不可能反戈一击领导义军反对朝廷。
在湖北，湖广总督之下有布政使连甲。连甲上任刚20天，职责所在，连甲毫不犹豫站在义军对立面。10日上午，连甲得知新军将有所动作，就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亲赴总督府向瑞澄报告，商量对策。稍后赶回衙门坚守，对进攻义军毫不客气组织反击。终因孤军无援，子弹告罄，相持至黎明，衙门失陷，连甲弃部逃走，与瑞澄会师“楚豫号”。
就湖北新军架构而言，可供义军官兵选择拥戴的将领也不是很多。在湖北新军编练之初，最受张之洞信任、提拔最快、授权最多的有张彪和黎元洪。
张彪生于1860年，时年51岁，正当盛年。张彪早年为张之洞随身侍卫，办事可靠，忠诚诚实，被张之洞视为心腹，连连擢拔，刻意培养。时任湖北提督，总办湖北讲武学堂，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为湖北新军最高指挥官。
10日晚，张彪率两千士卒在第八镇司令部顽强抵抗一整夜。翌日晨，张彪获悉瑞澄总督府失陷后，率辎重营撤至汉阳，试图控制汉阳兵工厂，然后寻机反攻。
从军事实力言，张彪手中仍然有相当力量，被冲散的军队也慢慢向他集结，他有力量猛攻武昌，平息哗变。那时义军群龙无首不堪一击，只是碍于大义，碍于那些义军并不是别人，而是常年朝夕相处的袍泽兄弟，感情深厚，张彪实在不忍与自家兄弟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但他也不愿意和这些“叛军”同流合污，反对朝廷。张彪那一代军事将领，还没有军队国家化、职业化的概念，他们的政治信仰就是忠于朝廷，君主立宪。他们不认同继续实行君主专制。同样，他们更反对革命，反对以暴力手段绑架人民，引发社会动荡。
历史不以张彪等君宪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往前走，新军哗变既是清廷长时期军队政治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军队没有实行国家化、职业化、政治中立的正常体现。新军将领如果持续对当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骚动不表态、不发言，那是朝廷军队政治教育的失败。现在，军队发声了，只能说朝廷收获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张彪没有在立宪党人闪身而退时背叛朝廷，他七次坦然拒绝了昔日部下、今天革命党的诚恳邀请。他的良心使他无法与朝廷割舍，尽管他也曾隐约感到义军行动具有某些正当性。他能做的就是手下留情，等待政治解决。他无法落草为寇，更不愿奔上梁山。
义军指望不上张彪了。张彪之外，在湖北，在武昌，只有一个军事将领还可以期待，他就是黎元洪。胡瑞霖、汤化龙在谘议局会议上所暗示的，其实也是这个人。
黎元洪是被后来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政治人物，其缘故要从民国政治史尤其是民国法统层面，从黎元洪、袁世凯及孙中山等人的关系上去寻找。假如历史主义地看待黎元洪，我们虽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如此酷爱黎元洪，以为他是尧舜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是民国最伟大人物，但黎元洪确实在民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是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黎元洪生于1864年，较张彪小四岁，时年47，年富力强，前途无量。与张彪是外省人稍不同，黎元洪为湖北黄陂人，湖北新军绝大部分官兵都是本地人。这是一个优势。
黎元洪生于湖北，后来跟随其父居家北上，移居天津。1883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第二年正式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黎元洪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其所在战舰不幸被日舰击沉，黎元洪大难不死，投海遇救。
战争还没有结束，清廷就开始了自强运动，接受德国人汉纳根的建议编练新军，南北洋积极回应。北洋有后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而南洋，则有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的自强军。
张之洞编练自强军时向北洋借用人才。黎元洪就在1895年离开了服务十年之久的北洋来到了南洋。离开了李鸿章，投奔了张之洞。
特殊的生命经历使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结交。他不但在清朝官场一路顺风，成为张之洞相当信赖的军事干才，统领着张之洞手下大约一半兵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黎元洪比较中庸、温和的性格早被革命党人相中，以为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当、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的重要领袖之一。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1911年春天谋划将来某一时刻进行起义时，就将黎元洪作为一个重要的争取目标。
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并不意味着他此时就是革命党。事实上，他和张彪等将领一样，都是君主立宪信仰者，对于既成体制的忠诚不必怀疑，他们相信只要朝廷真诚改革，向立宪道路走去，终有一天会实现君主立宪理想。只是黎元洪内心深处谨厚善良，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黎元洪在精神上开始起了一些波澜，觉得朝廷的一些做法比较过分。出于本能，黎元洪对保路运动给予同情。但就总体而言，黎元洪反感暴力，反感革命，更反对将朝廷作为革命对象。所以当义军官兵找到黎元洪，要求他出来领导革命时，黎元洪义无反顾手刃来使，拒绝革命。这对于清军高级将领来说，太正常了。
换言之，如果布政使连甲、湖北提督张彪、统领黎元洪等高级将领在义军呼唤声中轻易转身领导革命，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形？体制内精英对体制应有基本自信，当然会找个理由不革命。
形势比人强。当革命大潮席卷而来，张彪、黎元洪能坚持多久呢？
武昌起义发生后，作为大清国高级军官，黎元洪当然不会听信义军首领的几句忽悠就转身革命、背叛朝廷。如果那样的话，黎元洪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一定大为逊色。他的坚持不动摇是对的，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信仰，也是做人底线。
不过，形势发展远远出乎人们预料，谁也想不到武昌城里的星星之火竟然燎原。当义军1911年10月10日晚向黎元洪指挥部发动进攻时，他已隐约感到这场哗变今非昔比，不同寻常。这不是一般的士兵哗变，这些士兵和下层军官不是为加薪加饷，而是为政治理想。这是最难办的。
铁腕镇压这些朝夕相处的患难弟兄，既不为湖北提督张彪所认同，当然也不会为黎元洪所采纳。谁也不知道事情会走到哪一步，留有余地，是一切政治家的正当选择。于是，黎元洪选择一走了之，他在随员陪同下躲进了一个部下的家里。
黎元洪是武昌城的大人物，他的藏身处也并非那么保密。所以当胡瑞霖、汤化龙向义军代表提出另请具有新思想的军事将领出来领导革命时，义军代表立即明白这个人就是黎元洪。
义军很快弄清了黎元洪的藏身处，遂派员来请。黎元洪出来问话，明白表示，兄弟黎某带兵这么多年，待各位并不刻薄。各位弟兄要革命，要共和，要推翻朝廷，黎某能做的就是视而不见，各位兄弟何必如此与我为难，穷追不舍？
听了黎元洪这番话，义军代表解释说：我等来此没有一点儿恶意，我们只是想请老长官黎大人出山主持，并不是要加害于黎大人。
黎元洪说，据黎某所知，革命党人才济济，我黎某又能做什么呢？各位众口一词表示，黎大人平时带兵最得人心。现在武昌城里的革命党都是军人，如果没有众望所孚如黎公者，谁能领导一切，谁能保证不再发生意外呢？
革命党的诚恳态度深刻影响了黎元洪，军人职责和多年带兵经历使黎元洪不能放弃责任。他肯定想到，参与此次哗变的都是湖北新军，不论这些新军士兵是不是自己的部属，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官予以领导、管理和约束，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职业军人责任心使黎元洪无法退却，他坦然问道，那么到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接洽呢？来人答，到楚望台，与吴兆麟接洽。黎元洪立马表示，吴兆麟乃我黎某的学生，富有军事经验，也有领导能力，今天的事情有他一人足够了，黎某可以不去了。
来人以为黎元洪仍然没有参与革命的诚意，于是强调，黎大人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其实，黎元洪的意思应该是，今天的事情并没有闹到无法收拾，吴兆麟完全有能力将这个事情处理好。作为吴兆麟的老师，黎元洪相信自己的学生没有错，只是他的表达在那种气氛中被误解了。于是各位士兵簇拥着黎元洪前往楚望台。
黎元洪一行还没有抵达楚望台，吴兆麟已派人举枪吹号列队欢迎。尚未在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的黎元洪见到吴兆麟不免一番指责，说你吴兆麟已到而立之年，也老大不小了，为什么做事还这样毛毛躁躁？我们是大清国正规军，是国家柱石，昌言革命组织造反，就是犯了杀头之罪，甚至要株连全家。你吴兆麟学问不错，资格也深，你怎么能糊里糊涂就这样被煽动造反了呢？黎元洪让吴兆麟下令解散这些闹革命的军人，让各位兄弟赶快返回各自驻地，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免不可收拾。
从逻辑和伦理层面说，黎元洪这一番训诫合乎其身份，是对新军弟兄的真诚爱护。只是他这番说辞引起一些新军士兵极端不快，一时剑拔弩张。吴兆麟出面调解，首先劝住各位兄弟不能乱来，紧接着又向黎元洪详细介绍了武昌城昨天夜里所发生的情况，刻意强调瑞口就任湖广总督以来，措置乖张，激起湖北新军全体革命，足证朝廷在过去几个月实在太失人心，各位弟兄不为名不为利，首举义旗，也只是为国家好。经过昨晚战斗，瑞口和张彪等军政高官差不多都走了，现在只有黎大人还在武昌。黎大人素爱军人，甚得军心，现在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老长官黎统领不辞辛苦出山维持。
吴兆麟苦劝黎元洪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场景的典型性类似于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后也是一让再让，所以我们看到黎元洪也并没有很爽快地接受革命军的要求。黎元洪在吴兆麟等人陪同下于当天（10月11日）下午一点四十分赶到省咨议局。据说刚进门，就有一群人高呼“都督到”。黎元洪对此不置可否，是安然自喜，还是忐忑不安？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稍后，咨议局在汤化龙主持下举行会议，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议员胡瑞霖、刘赓藻、阮毓崧、沈维周以及义军各标营队代表出席会议。汤化龙首先发言，表示自己对革命事业从来没有反对过，一贯赞成支持。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必须设法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且湖广总督瑞口走了，他必然会利用随身携带的电台向朝廷报告，朝廷闻信，必然会派兵南下，与我们为难。湖北、武昌的事业要获得成功，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军事时代，必须用湖北的力量顶住朝廷的进攻。兄弟汤某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还请诸位用心策划，兄弟汤某必定尽力帮忙（参见作者专栏《汤化龙仗义而出──民国政治的起点》）。
汤化龙讲话后，吴兆麟发言。吴兆麟表示同意汤化龙的意见，并郑重提请在座各位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总长。吴兆麟说，黎公和汤公均为湖北人望，如果由他们两位出来主持，号召天下，则各省比较容易起而响应。
对于吴兆麟的提议，与会诸人并没有不同意见，但黎元洪坚决推辞，以为万万不可。与会者拿出一份起草好的湖北军政府布告，请黎元洪在上面签字。黎元洪此时方才醒悟这一笔下去可就是与大清王朝彻底了断了，过去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一切从头开始。黎元洪内心深处一定进行了激烈挣扎，在表面上也显得略有紧张，口中念念有词，瑟缩不前。最终还是在义军李翊东的帮助下，代写一个“黎”字。与会者鼓掌称善，黎元洪被迫踏出参加首义的第一步，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这是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个文告，标志着湖北军政府脱离大清王朝而成立。
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确实没有出来主动管事，这应该是黎元洪真情流露，也是革命党人所需要的。革命党人此前已有充分谋划，各种事情甚至文告都有相当准备，他们只是需要黎元洪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真的需要黎元洪指手画脚或者说碍手碍脚。这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另外一种形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黎元洪被迫加入，侥幸成了“共和元勋”，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过的。
随着黎元洪加入，随着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份文告发布，排满革命的思想得到迅速传播，光复汉族，建立民国，成了共识。许多人真诚地以为有了黎元洪这样的大人物加入，革命一定会成功，事情一定会顺利，就连各国领事也对这次哗变另眼相看。这恰是革命党人所要的效果。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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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一
中国人对凑成整数的纪念日都特别看重，我本俗人，亦难免俗。值武昌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借送女儿到武汉上学之机，我特意去瞻仰了湖北新军工程营旧址和首义广场，回顾先贤之壮举，聊发思古之幽情。
工程营旧址早已被湖北省总工会所占。步入其院内，只见右侧立有一座三枝步枪构成的纪念碑，碑后是古色古香的廊亭，当年的工程营住房等遗迹已荡然无存。
首义广场倒是建设得气势恢弘、花团锦簇，广场南边的阅马场，是当年黎元洪设坛拜将的地方，此时正在整修。北边的鄂军都督府（武汉人称之为“红楼”）还保留原貌，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人家不对外开放。都督府大门前的广场上，立着一个身着长袍马褂、手柱拐杖的小老头的铜像——不用看底座上的说明，大 家也能猜得出，这个小老头就是孙中山先生。
武昌起义胜利之时，孙中山先生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打工。他是在武昌起义三天后才从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消息的，不禁叹道：“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两个多月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年底，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此时清政府已经离垮台不远了。人们常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那是由于不明真相！
辛亥革命，是经社会精英启蒙、由底层小人物率先发难、社会各阶层人士继之而起，最终全国上下合力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划时代事件。中山先生固然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鄂军都督府前立他的像，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合适，起码对一个人有失公允。这个人，说出来大家可能会不服气，他便是在历史上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时任鄂军都督府大都督的黎元洪。
既来之，便想写点什么。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以及武昌首义的小将们，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了。于是我想写写黎元洪，以此纪念武昌起义一百周年。
既来之，便想写点什么。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以及武昌首义的小将们，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了。于是我想写写黎元洪，以此纪念武昌起义一百周年。
二
在历史课本上，黎元洪是被列为军阀、投机政客一类的反面人物，不仅在大陆的形象不好，在台湾也不受待见。我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和电影《建党伟业》，黎元洪的形象实在让人没法喜欢。特别是《建党伟业》里的黎元洪，简直就是个袁世凯的奴才。袁世凯叫一声“宋卿”（黎元洪的字），黎元洪便低眉顺眼地小跑两步答道：“臣在。”熟悉近代史的人应该知道，让黎元洪在袁世凯面前称臣，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民国初年的黎元洪，那可是威震四海、万众钦仰的首义英雄。舆论誉之为与袁世凯、孙中山并列的民国伟人，孙中山则称黎元洪为“民 国第一伟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大骂袁世凯，鄙夷孙中山，却唯独服膺黎元洪。
当年威风凛凛的“首义都督”、大名鼎鼎的民国总统，怎么在后人的心目中竟是这般猥琐？
有人可能说了：“床下都督”，算什么英雄好汉？
据传，武昌起义之时，黎元洪吓得钻到了小老婆的床底下，被起义军发现后拖了出来。此时起义军群龙无首，需要找个职务比较高的军官以资号召，乃用枪逼迫黎元洪做了革命军的都督。
贪天功为己有，靠投机而发迹，实在不怎么光彩。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贪天功为己有，靠投机而发迹，实在不怎么光彩。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说说“床下都督”这盆污水的由来。
作家斐高才先生曾在海峡两岸查阅了大量典籍，发现“床下都督”之说，起于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枪杀首义将领张振武之后。当时革命党人办的报纸斥袁、黎为杀害首义英雄的“民 贼”、“屠夫”。《震旦民报》主笔蔡寄鸥撰文称黎元洪于起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随后报上又登出马野马、蔡寄鸥创作的小说《床下英雄传》，于是“床下都督”不胫而走。不知何时，进一步演绎成黎元洪藏到了小老婆的床底下。再说了，看黎菩萨那心宽体胖的块头，想钻到床底下，恐怕也不容易呢！
而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武昌起义亲历者的回忆证实黎元洪当时躲到了床下。相反，倒是有很多黎元洪并非躲到床下的第一手资料。
黎元洪在写给清朝海军提督萨镇冰的信中，特意说明自己“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自证当然不足信，幸好，还有当时亲历者的旁证。
民国初年，反清组织日知会会员张难先曾遍访武昌首义的当事人，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明确指出，黎元洪是“避入房 中”，并非被起义士兵从床下拖出。此外，武昌起义参与者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曹亚伯之《武昌革命真史》亦持此说。
时隔近百年，大陆又发现了武昌首义当事人的新证词。
2010年7月2日，《长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武昌首义志士遗稿为“床下都督”黎元洪还原历史》的报道，文章说，最近发现的辛亥首义志士朱树烈先生的遗稿，披露了若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详细记录了抓获、逼迫黎元洪的经过，朱树烈先生正是此事的亲历者，并且曾举刀以自杀逼迫黎元洪就任。遗稿说：“吾党同志蔡济民、王文锦等在黄陂一带追寻黎元洪踪迹，其时黎正在其参谋刘文吉宅内，隐匿不出。蔡向黎从容正色而言曰：‘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 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黎闻之始出。”可见，黎元洪当时正在刘文吉的家中，并没有钻到小老婆的床下。
一方是个别文人在小说中的信口雌黄，一方是众多事件亲历者的回忆、笔记、遗稿，哪个可信，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正确判断。
正如人们对《三国志》知之不多，对《三国演义》却家喻户晓一样，相比于历史亲历者的枯燥记录，绘声绘色的文学作品自然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可叹黎宋卿为小说家言竟背了百年黑锅，这样的“冤情”又岂止黎宋卿所独有？难怪小袁老师愤愤然曰：“历史算是个什么东西！”
三
即使黎元洪没有钻到床下，但他毕竟不是主动起义的英雄，而是被动革命，因人成事。只此一点，就使他难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豪杰。
起义 军人以枪相逼，黎元洪一开始并未就范。据朱树烈先生的遗稿，黎元洪“态度沉默，不多言语”，一次（应是三日之后）都督府开会，朱树烈见黎元洪仍不愿就都督之职，“偏处一室，视若无事”，到会人员嘈杂纷乱，秩序极不正常。“本人处此，不禁捶胸顿足，大呼：‘清兵统领黎元洪，吾辈既经诚恳拥戴汝为首义都督，布告、照会，宣传中外，定大计，决大疑，都督应完全负责，理应如何兴奋，竟如此因循观望，非薄我辈不足与为，即是效忠清室。倘清兵张彪率兵反攻，势必鱼溃鸟散，我辈死不足惧，汉族人从此万劫不复，汝之禄位不但不保，立即身首异处!’”喊罢，朱树烈即拔刀相向，有人将他抱住，朱即欲举刀自杀，这时有人喊道：“全体起立，都督出席开会。”
之后的事，诸多记载大同小异：黎元洪应允 就职之后，一改呆若木瓜之形象，即刻主持军政会议，誓言“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如果说熊秉坤等革命小将们是造时势的英雄，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出的英雄。
武昌起义并非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直接发动和领导的起义，而是由湖北的两个反清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清末的反清革命团体多得很，相比于光复会和同盟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只是小社团。共进会与同盟会是有联系的，其在湖北的领袖是孙武（并非孙文之弟）；而文学社只是湖北的一个反清团体，社长是黎元洪部下三营左队充正目（相当于代理班长）蒋翊武。明明是一个旨在武装反清的组织，却起了个风花雪月的名字“文学社”，无非是想麻痹政府有关部 门罢了。共进会虽然有同盟会作靠山，但在湖北新军内部的实力却不如文学社，所以，两个组织协商共同发动反清起义时，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遗憾的是，起义军的一二把手，在关键时刻却很不给力。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租界警察循声搜捕，孙武等人虽然逃走了，但两个组织的名册却留给了租界当局，租界当局遂将名单转交湖广总督瑞澂，瑞澂立即派清兵按图索骥，当天便抓获文学社的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人，蒋翊武寻机逃走，而彭、刘、杨三人当夜即被瑞澂杀害。
次日，也就是10月10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风闻党组织的名单落到了清军手中，起义计划暴露，他们面临被血腥清洗的危险。疾风知劲草。工程营士兵熊秉坤当机立断， 以工程营共进会代表的身份，组织工程营的士兵提前发动起义，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就在两年前，张之洞病笃，摄政王载沣前去探望。张之洞按下葫芦瓢起来的时局深以为忧，载沣却大咧咧地说：“不怕，有兵在！”载沣岂会料到，正是他的兵，要了大清的命。
50年后，末代皇帝溥仪听说熊秉坤来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主动提出与其见面。在宴会上，溥仪向熊秉坤敬酒，称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被推翻者向当年的叛逆者敬酒，堪为历史一趣闻也。
扯远了，再回来。由于武汉的清军主力被抽调到四川去镇压护路运动，武汉空虚，所以起义军仅用十来个小时就攻占瑞澂的总督府，控制了武昌城。
而此时，起义军的领袖蒋翊武、孙武、刘公却生死未卜，找不到人， 起义军群龙无首。临时副总指挥蔡济民是个排长，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军职最高，也不过是个连长。而且，吴兆麟事前并不知道起义之事，与后来的洪哥一样，他也是被起义士兵们用枪逼着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蔡济民认为他们的军职卑微、声望太浅，不足以号召全国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力主找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他们的长官、湖北军界二号人物洪哥，便成了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等革命小将们的一致选择。
四
武昌起义成功是偶然，而革命军胜利后搬出黎元洪这尊菩萨，则是历史的必然。
革命军坚持要让黎元洪做军政府大都督，并非有些书上所写的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形势的需要。
据一些武昌首义当事人的说法，在起义前，革命军将领们就已经考虑到，如果起义胜利后没有合适首领的话，就拥护黎元洪为领袖。
若说堪当义军领袖的反清豪杰，莫过于声望远播的孙、黄。而孙中山此时在美国，黄兴在香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起义军将领们才有抬出黎元洪的打算。当然，大家都清楚，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让他出来做领袖，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那么，他们为什么偏要选择黎元洪呢？
革命军临时副总指挥蔡济民说得简明扼要：洪哥“在湖北负人望，且得军心 ，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
他们借重的，是黎元洪在湖北的巨大声望。
都说名气是虚名，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政治或经济利益。洪哥的名声绝非浪得，那是他打拼几十年才积累下的政治资本。
在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才华横溢、头角峥嵘的人物，如果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往往难以在政界军界出人头地。黎元洪出身贫农，小时讨过饭，长大后投军觅食，参加过甲午海战，战败后跳海，本不会游泳的他就因为穿了件救生衣，竟从波滔汹涌的大海中侥幸逃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后他的运气奇好，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官至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相当于旅长）。
张大人虽识才爱才，却也敌不过人性的弱点。他明知黎元洪“知兵”，是不可多得的干练之才，却 一直让他位在不学无术的张彪之下。因为张彪跟随张之洞多年，被张之洞视为心腹。张之洞还把自己宠爱的一个丫环嫁给了张彪，因此张彪被时人戏称为“丫姑爷”。“丫姑爷”嫉妒黎元洪的才干，生怕被取代，一有机会就在张之洞面前说黎元洪的坏话，还曾多次当众羞辱黎元洪，黎元洪深知“疏不间亲”，只能逆来顺受。时间长了，便历练出他宽容大度、忍辱负重、温柔敦厚、老成持重的性格，人送外号“黎菩萨”，谐音“泥菩萨”。
黎元洪后来做了民国大总统，已经失势的“丫姑爷”腆着脸前来求助，黎元洪不计前嫌提供了帮助，这是后话。
张之洞被清廷调到北京后，湖北前后换了几个一把手，但黎元洪的官职一直没有得到升迁。有一任湖广总督叫陈夔龙，其女儿病死，在湖北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十万元 ，而黎元洪仅送了几元钱，这让陈总督内心极为不满。时隔不久，汉口慈善机构募捐，黎元洪一捐就是三千元，武汉的民众倒是对洪哥交口称赞了，可这让陈总督怎么想？
更重要的是，黎元洪在军界甚得“军心”，有“开明”之号。他深知专制制度之落后，对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从心底抱有同情，因此文学社、共进会才能够在他的部队里大规模发展下线，几乎使他的混成协成为清一色的革命军队。对此，他是睁一眼闭一眼，乐见其成。有人上告他的部下有人剪掉了辫子，他反而替剪掉“猪尾巴”的士兵开脱。1904年，反清组织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黄兴的书信被清兵截获，报到黎元洪那里，黎元洪立即通知刘静庵逃离武汉。1906年，黎元洪奉命率部前往湖南去镇压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进军前，他召集军官训话说： “吾侪此行，当先辨暴徒之性质，果为党人含有政治上之意味，诚不必与战，宜设法解散之。若土匪，尔等宜努力绝之，以绝根株。”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被捕，黎元洪则出面将其保释……
黎元洪凡此种种，实与革命党声气相通。革命党一致同意请他担任军政府大都督，又何怪焉？用时髦的话说，难道这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五
说黎元洪是首义元勋、民国伟人，关键还要看他对共和、对民国有何特殊贡献。
在我看来，如果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举的话，黎元洪则有“三护共和”之功。
首义勇士们拿下武汉三镇之后，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时之局势，其实是危如累卵。清政府闻报，立即派大军南下“平乱”，武汉弹丸之地，又能支持多久？
黎元洪之所以不愿立即就任军政府大都督，一定有许多顾虑。此时的黎元洪已经四十七岁，比起那些天不怕地不怕、血气方刚、敢想敢干的革命小将们，自然要思前想后，谋定而后动。但他一旦作出决定之后，便忠实履行自己的誓言，率领武汉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清军四十余天，为其他省份的起义赢得了机会和时间。
黎元洪出任革命军领袖，更重要的作用，还在 于对人心的影响，
《后汉书》载，王莽改制，倒行逆施，汉光武帝刘秀之兄刘縯（字伯升）欲率宗族子弟起兵造反，乡亲们吓得抱头鼠窜，曰“伯升杀我”。及见刘秀身着绛衣大冠出现在起义队伍之中，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都放下心来。
正当反清革命的危机关头，武汉父老发现温和谨厚的“黎菩萨”竟是革命军首领，又怎不发出“谨厚者亦复为之”的慨叹！事实也证明，“黎菩萨”的出山，迅速稳定了武汉三镇的局势。当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布告贴出后，一位武昌起义亲历者记述说：“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 ，不可胜算。”
黎元洪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清政府体制内的开明人士，他们纷纷协助革命党人“光复”本省，或打起反清义旗，或宣布独立，不到两个月，便有十七省脱离了清政府，革命形势顿时一派大好，武汉也由此转危为安。
本来，湖广总督瑞澂逃出总督府后，并未跑远，而是乘一只舰艇在长江上观望。他原以为这只是一小撮士兵作乱，不久即会被平定。当听说乱军首领是黎元洪时，顿时绝望，下令开船远逃。
在革命党人中以懂军事著名的黄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从香港取道上海赶往武昌，途中曾对亲信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必须取而代之。但等他抵达武昌之时，黎元洪令人制作写有“黄兴到”字样的大旗以鼓舞人心，并在江边列队欢迎。之后，在都督府前面的阅马场设拜将坛，大张旗鼓地 拜之为“战时总司令”，交付军事指挥全权。此举有利于借助同盟会的影响力，团结各地反清革命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反清统一战线。有人认为黎元洪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意在学刘邦拜韩信为将之故事，有自比汉高祖之野心。我看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太不了解这个“黎菩萨”了。
清政府派水师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来协助陆军镇压，黎元洪亲自给萨老师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保全武昌。萨镇冰见信后沉吟良久。他既不愿做清朝的叛臣，也不愿屠杀自己的同胞，竟弃军而走。黎元洪一封书信，便令清朝海军瓦解，堪称民国史之奇闻也。
受命于危难之际，使共和大业转危为安，黎公护卫共和之功岂容抹杀乎？
六
随着南方反清阵营的壮大，革命军与清军沿长江一带相持不下。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这便宜了一个在河南彰德府洹上村垂钓的渔翁。
这个渔翁曾把自己端坐船上悠然垂钓的照片拿给报纸发表，以示自己从此优游林泉，不再问政。但是，他的复出，也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此时的清廷，没有人能够统一指挥袁世凯一手训练出的六支北洋新军。而南方的革命烈火已经燎原，亟需袁世凯出山挂帅。
于是，这个渔翁走出洹上村，变成了袁钦差，不几天又变成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
唐德纲先生称袁世凯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良有以也。袁世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借清政府打革命军，以革命军压清政府，最终逼迫清朝皇帝退位，民国政府妥协，实现了国号、政体的嬗变，使三千年帝制的中国，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变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可是相当 了不起的成就！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在当时实是众望所归。
本来，南方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代表议和时，就曾达成共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谁料到了1911年（农历辛亥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因其反清革命先行者的身份以及巨大的声望，被十七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就职。“首义都督”黎元洪则全票当选临时副总统。
袁世凯闻讯大怒，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南北议和顿时面临破裂的危险。1月1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的代表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孙中山审时度势，将临时大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也是不得已之举。黎元洪的地位则稳如泰山，仍做他的副 总统，兼任湖北都督坐镇武昌。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黎元洪拥兵武汉不放心，乃于1913年年底逼迫其赴京就任副总统，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以笼络之。
如果袁世凯后来不是鬼迷心窍上演一出帝制闹剧，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华盛顿，起码也是民国第一伟人。
历史总是充满了遗憾。1915年12月12日，已是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在身边一群小人的忽悠下，终于粉墨登场做起了洪宪皇帝。
令袁世凯意想不到的是，一直全力维护他的副总统黎元洪，竟成为一块让他搬不动、挪不开、打不碎的“共和磐石”。
袁世凯称帝前，曾多次派人去征求黎元洪的意见。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黎元洪还是非常清醒的，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他在帝制闹剧甚嚣尘上之时对记者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 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作者注）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
尽管黎副总统铁骨铮铮，义正辞严，怎奈袁大总统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过皇帝瘾。袁世凯“登基”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有人建议黎元洪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妨虚与委蛇，暂且接受封号，再从长计议。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此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黎元洪下毒手，即使遇害，副总统乃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相始终，亦足以名垂千古。黎元洪闻言频频点头，大声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袁世凯见黎元洪拒不 接受封号，乃派文武百官一齐出动，到黎宅致贺。黎元洪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尤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说罢径自回屋，留一班帝制余孽呆在那里面面相觑，黯然解散。
袁世凯不死心，又命九门提督（相当于北京卫戍司令）江朝宗到黎宅跪拜宣封。让手握兵权的江朝宗来规劝，颇有些武力威胁的意思，谁知黎元洪毫不畏惧，指着江朝宗的脸大骂道：“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
此时的黎元洪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无兵无权，没有行动自由，他所能做的 ，也就是拒不与袁世凯合作了。据说蔡锷将军（字松坡）离京前曾密访黎元洪，蔡锷说：“欲解决此事，惟有武力。”黎元洪叹道：“你我身在樊笼，何得出此？”蔡锷答道：“大计已定，请您候我出京四十日后，必有佳音。”不久蔡锷潜返云南，扛起了护国战争的义旗，黎元洪在北京闻讯叹道：“松坡不愧英雄本色！”
作为民国副总统，黎元洪能做到置生死于度外，坚定不移地捍卫共和，对当时人心的影响，实在是难以估量。袁世凯在称帝后立即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与黎元洪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
七
黎公之“三卫共和”，乃在张勋复辟之时。
袁世凯去世后，黎副总统依法继任大总统，手握政府实权的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号称袁世凯麾下“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性格倔强， 清廉耿介，心高气傲，敢做敢当。武昌起义后，有勇无谋的“北洋之狗”冯国璋干劲太足，接连拿下汉口汉阳，武昌岌岌可危。鄂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次日便乘船赴沪。
冯国璋在汉阳龟山架起大炮轰击武昌城，与龟山只有一江之隔的鄂军都督府顿时处于清军的射程之内，以至于黎元洪不得不率都督府人员跑到城郊暂避。
深知“狡兔死走狗烹”古训的袁世凯比黎元洪还急，亲自致电冯国璋，让他悠着点。之后，袁世凯另派段祺瑞为湖广总督，接替冯国璋到湖北与民军作战。心领神会的段大将军审时度势，一面派员与革命党人议和，一面率前线四十六名清军高级将领两次通电全国，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并威胁清政府中的顽固分子说，要“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1912年2月11日，段祺瑞率 部分军人进京，第二天，隆裕太后便乖乖地下诏宣布清帝退位。此即段祺瑞“一造共和”。
袁世凯帝制自为，段祺瑞与黎元洪的态度一致，极力反对，袁世凯大怒，下令免去其陆军总长之职。袁世凯的登基大典，黎元洪与段琪瑞均拒绝参加。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撤销帝制后，不得已请出能力超强的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并未替袁世凯收拾局面，而是消极怠工，是为段祺瑞“二造共和”。
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便有“二造共和”之美誉；黎元洪同样也反对袁世凯称帝，说其“二卫共和”，孰云不妥？
袁世凯一死，段祺瑞就成了大权在握的“北洋泰斗”，如何看得起一尊没有实力的“泥菩萨”？黎元洪之为人，人敬他一尺，他敬人一丈。虽然性情柔和，但柔中有刚，棉里藏针。段 祺瑞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对段总理日益硬气，结果一来二往，总统府与国务院便闹起了“府院之争”。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黎段彻底闹翻，黎元洪干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段祺瑞负气跑到天津，忠于段氏的十余省的督军们则纷纷宣告“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黎元洪无奈，遂招长江巡阅使张勋以调解冲突为名带兵进京。
这可真是前门拒虎，后门迎狼。张勋一进京，便露出其封建余孽的本来面目，竟跑到紫禁城迎前清逊帝溥仪复辟。黎元洪如梦初醒，立即连发数道电文，下令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责成段总理组织讨逆军进京讨伐，维护共和国体。做完这些事情，黎元洪跑到日本使馆避难。
民国建立多年，张勋及其所部官兵仍没剪掉脑袋后面的那条 猪尾巴，其拥护清廷之心路人皆知。而黎元洪却误以为张勋不忘旧主，忠诚可靠。就因为张勋曾扬言：“黎元洪是个好人，忠厚长者，如果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张某一定帮他。”以致病急乱投医，铸成大错。我认为，这是黎元洪从政生涯中犯下的最大过错。不过关键时刻，黎元洪又一次作出正确选择，坚决护卫共和体制，并摒弃前嫌，成就了段总理“三造共和”的壮举。
段祺瑞虽然仍对黎元洪恨恨不已，但还是很痛快地接受了黎元洪的总统令。因为没有黎元洪的命令，他就没法复任总理，也不能合法地组织军队讨逆。
或曰，黎元洪反对复辟，维护共和，实是出于维护自身权位之考虑。毕竟，清帝复辟之后，他的总统宝座也就坐到头了，损失最大的就是他。诚然，黎元洪是共和体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主要 受益者之一，他拼命护卫共和，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他护卫共和，绝非仅仅为了自身利益。
平定张勋之后，段祺瑞亲自到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回总统府，而黎元洪却搬到了东厂胡同旧宅，然后通电全国引咎辞职。冯国璋也假惺惺地登门劝驾，黎元洪坚辞总统之职，并通电检讨自己五大失误，表示既铸大错，无颜再居大位。“心肝倘在，面目何施”？“若必使负疚之身，仍尸高位，腾嘲裨海，播笑编氓，将何以整饬纪纲，折冲樽俎？”表示自己今后将“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表现出政治家普遍缺乏的廉耻感，实属难得。
八
而后人认为黎元洪的主要罪过，并非招来张勋复辟帝制，而是与袁世凯合谋擅杀首义英雄张振武，并助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
先说张振武 案。
张振武在武昌首义中与蒋翊武、孙武并称“三武”。当初大伙公推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张振武并不赞成，扬言不如杀掉黎元洪祭旗。黎元洪与张振武之过节，盖早埋伏笔于此矣。军政府成立后，张振武担任军务部副部长。
张振武参加首义之功，不容抹杀，但他在革命暂时成功后便迅速腐败，也是事实。他自恃有功，飞扬跋扈，贪污受贿，为害一方。起义后他广纳姬妾近十人，其中叶某、鲁某还是两个女学生。其卫队达百人以上，到黎元洪的都督府皆荷枪实弹，常令黎元洪如芒刺在背。因为他用公款购买军械以劣充好、账目不清，黎元洪过问了一下，张振武便当面拍案斥责，让善于忍耐的黎菩萨也忍无可忍了。
由于张振武手下有兵，黎元洪只得借故将其调到北京，同时密电大总统袁世凯，请求将 张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凯正想笼络黎元洪，对这个要求当然不会拒绝，遂令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及其同党、将校团团长方维抓捕枪决。
此事一经披露，舆论大哗，毕竟擅杀首义元勋不得人心。袁世凯岂能背这个黑锅？乃将黎元洪的密电公开，于是黎元洪在国人的眼中一下子由“菩萨”变成了“屠夫”。黄兴更是连电质问，黎元洪只得发一长电，列举张振武十四条罪行，解释自己请求袁大总统立诛张振武的三条苦衷。电文中说：“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堪称名句。此电一出，舆论才渐渐平息。
但在当时以及后世，仍有很多人认为，张振武即使有可杀之罪，也应公开审判明正典刑。不经审判便秘密处决，有悖民主共和之法治精神。其实黎元洪对此已经作过解释，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军人率 部铤而走险，如同家常便饭。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又发生了数起兵变，虽皆被黎元洪弹压，毕竟数次惊魂。时局未稳，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对付手握兵权的骄兵悍将，以军法就地处决以绝后患，似乎也无可厚非。
九
黎元洪帮助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杀了不少国民党人，这是国民党得势后对黎元洪的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二次革命”的导火索，缘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案。三天后，此案便告破获，嫌犯应夔丞、武士英落网。据从应夔丞家中搜出大量文件、电报，又牵出了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各种证据链条显示，枪杀宋教仁的凶手是武士英，武士英的指使者是应夔丞，应夔丞的指使者是洪述祖。而洪述祖与宋教仁无怨无仇，缺乏杀人动机。至此，人们以常理推断即可 明白，刺宋案的幕后黑手是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而指使赵秉钧的，只有袁世凯。
因为，宋教仁雄心勃勃要在中国推行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在一个月前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议会中获胜，下届国务总理已非宋教仁莫属。这不仅令嗜权如命的袁世凯感到了威胁，更让即将丢掉总理宝座的赵秉钧坐卧不安。所以说，干掉宋教仁，符合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利益。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宋教仁，这个观点，几乎成了历史定论。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从案发后袁世凯的表现来看，尚不能证明袁是刺宋案的指使者。案件牵连出洪述祖后，袁世凯立即下令抓捕，并让赵秉钧请病假以待案件水落石出，由段祺瑞代理总理职务。如果不是孙中山一意孤行要武装讨袁，刺宋案似可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 。
近百年来，也一直有人怀疑刺宋案的主谋是孙中山。因为应夔丞不仅与洪述祖有联系，也与孙中山的心腹陈其美联系密切，而且，此人曾担任过孙中山南京临时总统府的庶务长。
随着宋教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跃升，孙中山渐被架空。更重要的是，宋教仁的政见与孙中山分歧日深。如果除掉宋教仁，孙中山既可以重掌国民党大权，又可以嫁祸于袁世凯，乘机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是臆测之词，属于“有罪推定”，不足为凭。
按照由洪述祖而赵秉钧而袁世凯的推论，那么，国民党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立宪派领袖汤化龙，也可以把账算到孙中山先生头上。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实不能将推论作为历史定论也。
1915年12月27日，被誉为“报界奇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在美国被暗杀，凶手逃 脱，这在当时成为一桩悬案。直到六十年后，凶手刘北海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说，刺杀黄远庸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因为黄远庸曾在报上骂过孙中山。
如果后人能够发现像刺黄案这样的人证或物证，或可使刺宋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否则，我们与其相信推论，不如仍将它当作一起迷案。
就在宋教仁被刺后的第五天，正值案件通过法律途径顺利审理之际，孙中山先生从日本抵达上海，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武力讨袁。黄兴则表示反对，主张在法律轨道内解决。次日，恰闻袁世凯未经国会批准，欲向五国银行大借款，被议会和舆论视为非法，于是，孙中山即以宋案和非法大借款案为由，积极部署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可惜的是，这次革命由于得不到社会各界的理解，甚至许多国民 党人也不支持，所以，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迅速失败，本由国民党人占据的四个省被袁世凯的势力占领，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要员不得不亡命海外。
在“二次革命”风波中，黎元洪审时度势，站到了袁世凯一边。他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省都督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他与当时许多人士都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案件，没有必要借助一党控制的武装力量与中央政府叫板，这实与叛乱无异。此风一开，神州战乱则不知将伊于胡底。
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还有时任云南都督、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首揭“护国战争”义旗的蔡锷将军。
“ 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使国民党受到重大损失，袁世凯的势力深入到长江以南，其野心大为膨胀，以至于做起皇帝美梦来。本来在古老中国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共和气象，就因为“刺宋案”和之后的“二次革命”，遂陷入了帝制和军阀混战的泥潭，实堪浩叹！
十
黎元洪的历史使命，在张勋复辟之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毅然离开北京搬到天津做寓公，投资实业，也算是明智选择。
谁知时过五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徐世昌大总统赶下台，执意要请黎元洪“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黎元洪深感军阀混战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觉得还能东山再起做点事情，便向曹、吴提出“废督裁兵”的条件，声明不答应不出山。曹锟闻报，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说：“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骂归骂，他还是听从了他的子玉老弟的意见，请黎元洪出来充充门面，等局势稳定，再取而代之。
没有掌握枪杆子的黎元洪，有什么资本对军阀们“杯酒释兵权”呢？其共和宪政理想注定是场白日梦。甫过一年，黎 元洪便被曹锟赶下了台，又回天津做寓公了。在被逼交印的时刻，黎元洪愤而举枪自杀，幸亏侍从上前夺枪，子弹射偏，仅伤其耳。
经历此劫，黎元洪回天津后专心致力于实业，遂成巨富。他热心教育，多次慷慨捐资办学。据说蒋介石北伐时打到山东，要没收中兴煤矿，但听说这个煤矿的大股东是黎元洪时，便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的我不能没收。”但蒋的部下仍胁迫黎元洪赞助军饷100万元。
每逢双十节，黎元洪都要在府中张灯结彩，说，我作为民国的一个平民也应该庆祝。可见他对共和的感情之深。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5岁。
次日举行公祭，社会各界人士前往黎宅告别这位首义元勋，蒋介石也亲往吊唁。黎元洪当年的老冤家、已下野闲居的段祺瑞 前来祭奠，“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虽曾为政敌，但二人犹惺惺相惜，也没有使出下三滥的手段互相诽谤、暗杀，历史课本上的“反面人物”，有时比某些“正面人物”更加堂堂正正、襟怀磊落，更值得后人感念。
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的灵柩迁葬到他的发迹地武昌，南京政府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全国下半旗志哀，参加公祭者达五万余人。
黎元洪的灵柩被安葬于武汉市洪山区土公山南坡，墓前建有高大牌坊，牌坊正面刻有四个大字“共和磐石”，背面正中刻着“乾坤正气”，可谓盖棺定论。可叹的是，文革期间，黎元洪墓被红卫兵掘开，墓园被毁，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1981年，武汉市政府根据全国政协的意见，投资约2万元在原墓后侧重建一座简易新墓，墓碑上刻“大总统黎元 洪之墓”。
晚年沦为帝制余孽的严复认为黎元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但是“才不胜德”。而对政治家来说，我宁愿他们“才不胜德”，不也要他们“德不胜才”。其实黎元洪并非无才，只是不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罢了。他坐镇武汉时即首倡“军民分治”，率先实行“省长制”。他主张以法治国，禁止武人干政，毕生捍卫共和，都展现了他超过时人的远见卓识。其书法刚柔相济，功力深厚；其所作对联用词典雅，对仗工整，文气十足。
人无完人。在有着源远流长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黎元洪，还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往往都显得力不从心，没有人能做到完美谢幕。而中国人喜欢以成败论英雄，崇拜的往往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强势人物。哪 怕此类人物折腾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仍能高居神坛接受膜拜。对像黎元洪这样的曾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厚道人，国人的评价却极为吝啬，甚至歪曲之、污蔑之、丑化之，最终淡忘之。这在其个人固为遗憾，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悲哀？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黎元洪作的挽联，可谓持平之论。联曰：
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
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武昌首义一百周年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评价“共和磐石”黎元洪，“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据相关史料撰写，考虑到篇幅及行文流畅，恕不一一注明。）
